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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圣人道”“圣人条”:秦始皇直道研究札记

作者:王子今 时间:2017-11-02

 

陕西、甘肃方志文献中所见“圣人道”“圣人条”,作为重要的交通地理符号,明确指代南北交通要道。至于其开通和使用的年代,则有“不知何代”的疑惑。开筑者亦有秦始皇与赫连勃勃两种说法。有学者认定“圣人条”名号指示的古道是秦始皇直道,史念海曾予以否定。其实,如果充分注意方志载录更多的有关“圣人道”“圣人条”即“秦始皇筑长城开运粮道”“秦始皇令蒙恬所开者”的信息,就此或可再作思考。现在看来,明清及民国纂修涉及安塞、庆阳、鄜州、合水等地古代交通的方志资料所见“圣人道”“圣人条”为秦始皇时代开筑的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方志史料所见“迄今坦然周行”等说法,符合诸多地方考察实况,也值得我们重视。

对方志文献所见“圣人道”“圣人条”进行考察与说明,应当有助于秦始皇直道研究的深入。

一、“圣人条”:不知何代为何而传

陕西、甘肃方志资料中出现有关名号为“圣人条”的古代道路的历史记录,值得交通史研究者关注。如康熙《鄜州志》卷1《古迹》有关“圣人条”的文字:

圣人条。从山岭修成大路,可并行二三两车,遇险阻则转折诞通去。自西塞外来,经庆阳入鄜境。至西安嵯峨山而尽。不知何代为何而传。

这段记述,所谓“可并行二三两车,遇险阻则转折诞通”的情形,与陕西淳化、旬邑考察所见秦始皇直道的形制相同。

虽然编纂者说“不知何代为何而传”,并未与秦始皇直道相联系,但是所谓“从山岭修成大路”的路基利用方式,与陕西淳化、旬邑、黄陵等地发现的沿子午岭山脊修筑的秦始皇直道路段基本一致。可以称作秦始皇直道南段的这些遗存修筑年代的判定,学界基本没有疑义。

此外,所谓“自西塞外来,经庆阳入鄜境”以及“至西安嵯峨山而尽”的走向,正与秦始皇直道相同。有意思的是,编纂者“至西安嵯峨山而尽”的措辞,亦符合司马迁对秦始皇直道起始的记述。而后世有关秦始皇直道起点的论说,多与此不同。

二、“圣人条”:秦始皇开运粮道处

方志史料所见“圣人条”者,有的编纂者明确指出即秦始皇直道的遗存。据清顺治《安塞县志》卷1《地理志·古迹》“圣人条”载:

圣人条。秦始皇望阴山,遇其地,驱十万众修之,堑山堙谷。迄今坦然周行。

所谓“堑山堙谷”,用司马迁《史记》语。而“迄今坦然周行”的说法,亦符合实地考察获知秦始皇直道许多路段的路况现状。

清道光《鄜州志》卷1《鄜州·纪事》也说到“圣人条”,以为营造通行之缘由,是“帝欲游天下”“乃使蒙恬通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帝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按:州西百余里有圣人条,宽阔可并行车三二两,蜿蜒转折,南通嵯峨,西达庆阳,疑即恬所开者。

志文“秦始皇三十五年,帝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用的正是《史记》卷88《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P25662567)语。所谓“疑即恬所开者”,编纂者提出了倾向性的意见,但是似乎自认为尚未可确认。

王开经实地考察,据《鄜州志》等方志资料,认为“圣人条”即富县境内保存完好的古代道路就是秦始皇直道。这一认识实为秦始皇直道研究的先驱,但历史地理学著名学者史念海曾著文批驳。

三、“圣人道”: 赫连勃勃开此道

史念海指出,所谓“圣人条”,“始见于《太平寰宇记》。原来的名称本是圣人道,而非圣人条”。据《太平寰宇记》卷37《保安军》载:

圣人道在军城东七里,从蕃界末者多家族来,经军界一百五里,入敷政县界,即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土人呼为“圣人道”。

史念海写道:“宋保安军即今志丹县。敷政县东北距唐延州150里。唐延州即今延安市。这个县也在清安塞县西南120里。清安塞县在今安塞县南沿河湾。夏台即唐宋时的夏州,也就是今靖边县北白城子,为赫连勃勃夏国的都城。《元和郡县图志》有夏太后城,和这条道路很有关系。”“富县城西夏太后城的位置,显示出赫连勃勃所修筑的圣人道,就止于此地。赫连勃勃为其太后筑城,可以想见赫连勃勃修筑圣人道是为了他的母亲行路的安谧。赫连勃勃此次南征是为了争夺长安。他虽有取胜的信心,但军情也是会随时有所变化的。他为太后筑城居守,圣人道也无必要再向前修筑。”

关于“圣人道”,其他方志资料也有记述。据康熙《陕西通志》卷27下《古迹·延安府保安县》载:

圣人道在城东七里。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芟平山谷,开此道。

采用这种说法的还有嘉庆《重修延安府志》卷9《古迹》“圣人道”条:“圣人道。在县东七里。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芟平山谷,开此道。”光绪《保安县志略》卷上《舆幅篇·沿革》:“赫连勃勃起朔方,首破秦三城以北诸戍,筑统万城,开通山谷,南取长安。今保安县东俗传‘南北圣人道’,即赫连出师路也。”“艾蒿岭,岭绵亘延庆两府间,横纵数百里外,南行为新家崾,为圣人道,赫连氏所开。”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34《古迹四·延安府·保安》:“圣人道,在县东七里,赫连勃勃筑。”

前引道光《鄜州志》卷1《鄜州·纪事》关于“圣人条”言“秦始皇三十五年,帝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其中又载:“按:州西百余里有圣人条,宽阔可并行车三二两,蜿蜒转折,南通嵯峨,西达庆阳,疑即恬所开者。”倾向于“圣人条”即蒙恬“所开”秦始皇直道。然而同书卷1《古迹》“圣人条”条下,又说到“圣马道”:

圣人条。州西子午岭。详《纪事》。又保安有圣马道,在县东七里,云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芟平山谷,开此道。

“圣马道”也是自北而南的一条重要道路,“起自夏台,入长安”。“开此道”“芟平山谷”,其工程形、式与司马迁言蒙恬主持的秦始皇直道工程“堑山堙谷”似乎类同。“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事,见于《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改元为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

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

进攻阴密。

(姚)泓将姚恢弃安定,奔于长安,安定人胡俨、华韬率户五万据安定,降于勃勃。

进攻泓将姚谌于雍城,谌奔长安,勃勃进师次郿城,泓遣其将姚绍来拒,勃勃退如安定。

寻进据安定,姚泓岭北镇戍郡县悉降,勃勃于是尽有岭北之地。俄而刘裕灭泓,入于长安,遣使遗勃勃书,请通和好,约为兄弟。

既而勃勃还统万,裕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

(赫连勃勃)以子璝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以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南断青泥,勃勃率大军继发。璝至渭阳,降者属路。义真遣龙骧将军沈田子率众逆战,不利而退,屯刘迴堡。田子与义真司马王镇恶不平,因镇恶出城,遂杀之。义真又杀田子。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璝夜袭长安,不克。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刘裕闻之,大惧,乃召义真东镇洛阳,以朱龄石为雍州刺史,守长安。义真大掠而东,至于灞上,百姓遂逐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

据《资治通鉴》载,413年,“夏王勃勃大赦,改元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筑都城与朔水北、黑水之南。”418年,“勃勃入长安”。

在正史文献有关413年至418年五年的记录中,未见记述赫连勃勃经营自统万城至长安城交通道路,即《太平寰宇记》“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的内容。

以往有学者认为赫连勃勃营筑“圣人条”,此种观点曾经影响学术界对秦始皇直道走向的判断。以道光《鄜州志》为例,应当注意到这部志书编纂者的表述方式是有分寸的。其明朗的意见,是推断“圣人条”可能为蒙恬“所开”,而“云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芟平山谷,开此道”,这里的“此道”,只是“保安”“县东七里”的“圣马道”。

“圣人条”在“州西子午岭”,而“圣马道”在“保安”“县东七里”。道光《鄜州志》卷1《古迹》“圣人条”的记述是予以明确的区别。

雍正《陕西通志》卷10《山川三·延安府宜川县》有“圣马沟”条,相关传说又年代稍晚:

圣马沟。在县北九十里。相传有唐太宗乘马遗迹。《府志》。

看来“圣马沟”与“圣马道”应当无关。但是同一符号“圣马”,在不同的地方同样用于地名,也许有相互接近的理念基础。

四、“圣人道”与“石门山”及“雕岭”道路

有方志资料言“圣人道”与秦始皇直道“石门山”“雕岭”等路段相关联者,明确指出其非赫连勃勃开通的道路。如明嘉靖《庆阳府志》卷2《山川·真宁县》在“石门山”及体现扶苏传说的“圣水泉”之后,记述“圣人道”:

石门山在县东南八十里东流入三水县界。

圣水泉在灵湫殿后。

圣人道在县东九十里秦始皇开运粮道。

此“圣人道”明确被判定为“秦始皇开运粮道”。又康熙《陕西通志》除前引卷27下《古迹·延安府保安县》言“圣人道,在城东七里,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芟平山谷,开此道”外,同书卷3《山川·庆阳府真宁县》又说“圣人道”即“秦筑”“直达五原”的“驰道”:

雕岭在县东五十里,上有秦筑驰道,俗名“圣人道”,直达五原。

“雕岭”空间方位,应与“雕岭关”相关。“雕岭关”正在子午岭上,此“圣人道”应即没有疑义的秦始皇直道。

乾隆《甘肃通志》卷22《古迹·庆阳府真宁县》记述“秦故道”在“雕岭上”,同样“俗名‘圣人道’”:

秦故道,在县东。《元和志》:在襄乐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自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县志》:在今县东九十里雕岭上,俗名“圣人道”。详见《宁州·子午山》。

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卷11《古迹·宁州》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

秦故道在县东九十里。《元和志》:在襄乐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自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县志》:在雕岭上,俗名“圣人道”,秦以天子为圣,故名。

这些文献记述,体现所谓“圣人道”未必赫连勃勃修筑的认识。此“俗名‘圣人道’”者即“秦故道”以及“始皇自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的说法,也符合考古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关于“子午山”“雕岭”古道路年代及性质的判定。

五、“圣人条”“圣人道”与“子午岭”

史籍又有“圣人条”“自子午岭起”的记述,并且往往与“秦始皇筑长城,开运粮道”相联系。

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卷11《古迹》“圣人条”条与“驰道”条,也有如下涉及庆阳古道与“秦始皇筑长城”及“蒙恬”事迹相关的内容:

圣人条。自子午岭起,南通潼关,北至划地。相传秦始皇筑长城,开运粮道处。

驰道。在县东百余里,相传蒙恬斩山堙谷,上通上郡,下达咸阳,即其地。

所谓“秦始皇筑长城,开运粮道处”,虽然说是“相传”,却明显与秦始皇直道相关。而“驰道”条言“相传蒙恬斩山堙谷,上通上郡,下达咸阳,即其地”,从工程主持人“蒙恬”及所谓“斩山堙谷”即“堑山堙谷”,完全采用司马迁《史记》关于秦始皇直道工程的记述,因而是我们讨论直道史时不可以忽视的。

清乾隆《合水县志》卷上《古迹》也有“圣人条”条和“驰道”条,内容与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卷11《古迹》略同:

圣人条。自子午岭起,南通潼关,北至草地。相传秦始皇筑长城,开运粮道。秦以天子为圣人,故名。

驰道。县东百余里,相传蒙恬斩山堙谷,上通上郡,下达咸阳,即其地。

清光绪《合水县志》卷上《古迹》沿袭此说:

圣人条。自子午山起,南通潼关,北至草地。相传秦始皇筑长城运粮道。秦以天子为圣人,故名。

驰道。县东百余里,相传恬斩山烟谷,上通上郡,下连咸阳,即其地。

其文字由来,明显据清乾隆《合水县志》卷11《古迹》及清光绪《合水县志》卷上《古迹》。又据乾隆《正宁县志》卷4《地理》载:

秦故道在县东九十里子午岭上。《通鉴》“秦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即此道也。《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元和志》:襄乐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自九原抵云阳,即此道。按庆州在今府治北门外,华池县在今合水县东一百二十里。襄乐县即汉襄洛县,属上郡。后魏徙置宁州,改为襄乐。今为襄乐镇。子午山则横峙数百里之间。是故道宜不独在正宁界内。而宁、安、合诸《志》俱不载。何耶?旧《志》云:“一名‘圣人道’。”盖奉以天子为圣人,故名。

虽然引录旧《志》“一名‘圣人道’”之说,却明确定名“秦故道”,判定“‘秦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即此道也。”那“秦故道”与“子午岭”“子午山”的关系是明朗的。

史籍认为“圣人条”即“子午岭”秦始皇直道的,还有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34《古迹四·鄜州》“圣人条”条:

圣人条。州西子午岭有道,名“圣人条”。盖始皇令蒙恬所开者。

所谓“盖始皇令蒙恬所开者”,对修筑年代和工程组织者均发表了明确的判断。前引光绪《保安县志略》卷上《舆幅篇·沿革》:“艾蒿岭(原注:即子午岭之分名),岭绵亘延庆两府间,横纵数百里外,南行为新家崾,为圣人道(原注:东走安塞甘泉),赫连氏所开。”虽然认定“圣人道”为“赫连氏所开”,但是指出所在“艾蒿岭”“即子午岭之分名”。此言“赫连氏所开”之“圣人道”,应当就是得到多数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学者共同认可的“子午岭”秦始皇直道。

六、关于“条”

“条”,陕甘有些地方常常作为道路称谓。王开说,志丹境内“以条命名的村庄比比皆是,如安条、杨条、李条、何条、周条、刘条、新胜条、胶泥条等,它们都是位于直道沿线的居民点”。他还写道:“古人称皇帝为‘圣人’,少数民族称道路为‘条’,圣人条即为皇帝所筑,使用的道路。”地名用“条”字,很可能与古代道路遗存有关。当然是否可以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寻求语源,似乎还可以讨论。

地名用“条”字,由来甚早。著名古战场“鸣条”,可以简称“条”。据《左传·桓公二年》载:“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杜预集解:“条,晋地。”据《史记》卷39《晋世家》载:

(穆侯)七年,伐条。”裴骃《集解》:“杜预曰:‘条,晋地。’”

“条”之字义,训为长,远,通,达,都可以与交通道路相联系。历史文献交通史记录中有直接使用“条达”的说法,据《战国策·魏策一》载:“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限。”释“条”为“条直”的说法’,自然值得在直道史研究中参考。

然而也有以“条”名山脉的情形。“条”或指山梁。《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左冯翊”条:

褢德,《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强梁原。

又《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南郡”条:

临沮,《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

《书·禹贡》“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孔颖达疏的解说涉及《地理志》“北条荆山”和“南条荆山”:“此‘导岍’至‘敷浅原’,旧说以为‘三条’。《地理志》云:‘《禹贡》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是旧有‘三条’之说也。故马融、王肃皆为‘三条’:导岍北条,西倾中条,嶓冡南条。郑玄以为四列:导岓为正阴列,西倾为次阴列,嶓冡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郑玄创为此说,孔亦当为‘三条’也。”“中条山”也简称“条山”。例如岑参有“虞坂临官舍,条山映吏人”诗句,柳宗元也曾经写道:“大河条山,气盖关左。”

雍正《陕西通志》卷35《驿传·国朝》“口外宁条梁”条记述了这样的“驿传”史信息:

口外宁条梁。知县管理。西至定边县口外三十里井,三十里。

这里所谓“宁条”是“梁”的名称。而这一以“条”为代号的道路,很可能在清代依然作为驿道使用。

七、关于“圣人条”

“圣人”名号的使用,从儒学理念出发,多指代道德功业取得伟大成就者。秦汉魏晋南北朝亦均有指称帝王的情形。史籍又见与“圣人”有关的“二圣”之说。韦玄成等称周文王、周武王为“二圣”。韩安国称“高皇帝”和“孝文皇帝”为“二圣”。班固称刘邦、刘秀为“高、光二圣”。又有称当朝帝后为“今二圣”者,“圣”,于是也成为具体对应当时现世执政者人身的称号。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所见“圣”指代在世皇族人物,于是推定使用“圣人条”名号的古代道路的年代,则恐难免简单化之嫌。我们看到,在秦史记录中存在以“圣人”称当时在世人物的例证的。据《史记》卷5《秦本纪》载: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弒,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建;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詧,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由余称颂“戎夷”之“治”,表扬了当时“戎夷”,称“此真圣人之治也”。甚至认为这种政治成功,超过了“上圣黄帝”。秦穆公所谓“邻国有圣人”,则认同由余之说,甚至可以理解为以由余为“圣人”。

通过秦穆公、由余故事表现的秦语言民俗传统,可以推断秦地曾经以“圣人条”指称秦始皇直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陕甘方志资料中类似“子午岭有道,名圣人条”者“盖始皇令蒙恬所开”等说法,其实对直道史研究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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