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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年鉴攻守道——以地市级综合年鉴为例

作者:沈晓娟 时间:2018-05-28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以来,地方志事业在全国范围内成功转型升级,实现了从“一本书主义”到志鉴馆史四驾马车并驾齐驱,志、鉴、馆、网、库、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的重大突破。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依法治志”,首次将“依法治志”写入国务院文件,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地方志包括年鉴事业发展进行全面规划,为全国年鉴事业扬起了风帆、点亮了灯塔,全国年鉴事业随之呈现令人振奋的崭新局面,年鉴数量、编纂质沈晓娟浅谈年鉴攻守道——以地市级综合年鉴为例量、队伍素质等不断提高。

截至20175月,全国编纂各级各类年鉴共5800多种(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其中地市级综合年鉴346种。

攻与守,本是一对中国古代战术词汇,“攻”代表攻城略地,“守”代表坚守城池。在此,我借用这对词,谈谈新时代地方综合年鉴事业的继承与发展:“攻”代表的是年鉴在新时代、新眼界、新平台基础上的创新与开拓;“守”代表的是年鉴对其核心价值的承续、对核心规则的固守;而所谓的“功守道”,则是年鉴在创新与规范间谋求的动态平衡。

一、年鉴的“攻”

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呼唤年鉴新的变革。应时而变的年鉴,由此开始在信息化时代发生了重大变革,是为“攻”。

表面上看,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获取便捷性,对年鉴的生存造成巨大打击,然而深层次上,反而对年鉴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更刚性的需求与更严格的要求。正因为网络信息的无节制泛滥,被虚假新闻和无甄别消息淹没的民众,更呼唤坚守客观立场,不为利益驱使,只立足历史事实的媒体成为传媒界的中流砥柱,而年鉴正能起到这样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为政府官书,年鉴不需要参与市场化竞争,不需要为了谋求利益降低底线,从而能坚持客观真实记录历史,这是其天然优势。但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官书的出身,导致年鉴从母胎中天然带着叙述语言刻板、体量身胚笨重、出版过程迟滞、发行渠道狭窄等等先天缺陷。这些都是令年鉴被海量信息淹没,发声难以被大众听到、存在感微弱的重要因素。

应对这些先天缺陷,地市级年鉴采取了不少积极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出版简本(或称便携本、袖珍本等等)、制作年鉴光盘、建立年鉴数据库、出版英文版,以及网络年鉴建设等,花开多支,各有所成。

(一)“攻”之道——简本

年鉴简本是从年鉴正本中进行内容精选后编辑而成,丰富了年鉴的种类。但是年鉴简本的发展与正本年鉴相比相对迟缓。据刘耀《年鉴简本(袖珍本)编纂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地市级年鉴中有8家出版了简本,其中《深圳年鉴(简本)》创刊于2002年,《泰安年鉴(袖珍本)》创刊于2013年,《广州年鉴(简本)》创刊于2014年,《成都年鉴(简本)》创刊于2015年,《湛江年鉴(简本)》《宝鸡年鉴(简本)》《佛山年鉴(简本)》均创刊于2016年,自创刊起基本实现一年一鉴,另有《大连年鉴(袖珍本)》出版过3卷(19982000),但2001年停止编纂出版。

与正本年鉴的火爆相比,简本年鉴的发展局面很显冷清。这与各地年鉴工作部门的经费、人手等客观因素息息相关,可以鼓励和引导,不需要强求。

相对于正本来说,简本的主要特点是便携与精简。但是部分年鉴简本,并非只是正本内容的简单减缩,而是自成体例,还适当增加正本年鉴中没有刊载的内容和表格,如《深圳年鉴(简本)》《广州年鉴(简本)》按照五个文明建设设置全书栏目,《大连年鉴(袖珍本)》在简本中增设“全国部分城市统计资料”等。

(二)“攻”之道——英文版

2012年,《江苏年鉴》英文版创刊;2013年,《广州年鉴》英文版编纂出版;《深圳年鉴》《南京年鉴》《成都年鉴》等也于近年陆续编纂出版英文版。广州年鉴社选择专业的翻译公司进行英文翻译工作,并选调一位英语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专门负责年鉴英文版的编辑审校工作,同时聘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外籍教授对翻译文稿进行终审,以期保证翻译文稿质量。《深圳年鉴》充分考虑英文版的受众特点,从正本中精选最能反映深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点和亮点内容精选精编翻译而成,同时在附录部分专为英文读者增设“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指南”与“城市导航”分目,充分考虑英文版年鉴读者实际需求。

(三)“攻”之道——数字化与网络化

狭义的年鉴数字化,是一种应用多媒体技术和检索技术将纸版年鉴的内容信息存储在光盘介质上的产品,可以通过计算机、电子阅读器或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阅读,它是纸型版年鉴向网络版年鉴发展的过渡形式。比如《大连年鉴》《广州年鉴》《哈尔滨年鉴》《镇江年鉴》等年鉴都有随书光盘。《深圳年鉴》《苏州年鉴》还制作有光盘版的30年全文检索数据库。

数字化的成长阶段,是网络化:一是年鉴数据网页化,将年鉴的内容按一定设计思想建成一个大容量的能多角度检索的纯文本数据库,挂在地情网、政府网的目录下,供读者用浏览器浏览、查询和打印;二是建立年鉴数据库,如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是连续更新的动态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至本文成文时(2018312日),已收录中央、地方、行业和企业等各类年鉴的全文文献共计4097种、32785本、2958万篇,是目前较为完备的年鉴数据库;三是近年开始试水的独立年鉴网站及A P P、小程序、公众号等形式,将年鉴类目、分目和条目按网络形式要求编排,整合更多元的表现手段,除年鉴传统的图文表等手段外,兼容视频、音频等动态手段,并提供丰富外链,而且越来越向适宜移动终端的方向发展。

目前已经完成的《成都网络年鉴》《苏州年鉴》等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深圳年鉴》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理论研讨,并测试了手机微信小程序,目前仍在探索期。

二、年鉴的“守”

说完年鉴的“攻”,现在来探讨年鉴的“守”。

“守”,是战场上要守住的那座城池。那么,年鉴的城池是什么?我以为,无非就是“资料性工具书”六字。虽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年鉴的表达方式多了,展现形式丰富了,此“书”也不再只是传统的纸质书,但年鉴“资料性工具书”的核心价值是不会改变的。

这些年谈了很多创新,鼓励大家一直往前冲,去开拓种种新的途径。但我始终以为,一切不以实用性为目标的创新都是“耍流氓”。不抓住年鉴实用性这个基础,会将年鉴引向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的困境。因而,作为一个年鉴人,读者意识、读者立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根本。

随着时代变迁、科技发展,也许某天纸质书会成老古董,光盘会被笑话老土,网站、A P P、二维码会被别的什么取代……很多难以预料的变化都可能出现。但是,只要心里点着“存史资政育人”这盏明灯,抓住了年鉴“资料性工具书”核心本质,站稳了为人民服务的读者立场,那么无论如何沧桑变幻,年鉴都能成为时代洪流中的媒体良心、中流柱石。

我还是从简本、英文版、数字化与网络化三个方面,逐一论述在各个创新领域到底“守”什么的问题。

(一)“守”之道——简本

据调查,截至2015年年底,地方综合年鉴中出版的简本年鉴均未发现配有光盘版,毕竟单独为简本出版光盘的价值不高、意义不大。

但是,相较于正本综合年鉴庞大的体量,简本年鉴娇小的体格,首先直接带来造价的大幅缩水,使之较正本年鉴更具备“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概率。我以为,将简本作为正本年鉴光盘的一个载体,在简本中附上正本的全文数据,应该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连光盘的刻录成本都可以省略,只需要在简本的封面、封底等醒目位置,印制一个二维码,引导读者通过移动端扫码,就能获取正本全文数据,一样具备检索、复制等功能,非常便利快捷。

由此看来,对于有条件出版简本的机构来说,简本是一块有价值的阵地,并可以将之与电子化、网络化嫁接,充分利用其体型带来的灵活性,使之成为地市级年鉴王国中的重要成员。

(二)“守”之道——英文版

综合来说,目前地市级综合年鉴英文版编纂尚未成主流,仍在试水探路阶段。而且英文年鉴面对的困境比较突出,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缺乏对受众感受的反馈,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只能根据编者臆测来择取内容。英文版所收录内容是否确实符合英文读者需求,缺乏相应的反馈机制,这使得英文版比正本更具有闭门造车的倾向。

2.部分城市的英文版,是简本内容的直接翻译,忽略了受众的需求。年鉴版年鉴的受众与中文版的不同,然而实践操作中,有编辑部将英文版简单视作简本的翻译版,这是编辑内心缺乏读者、编辑工作缺乏目标的表现,是方向性的错误。英文版应当根据英文读者需求重新选材组织。

3.英文版年鉴的出版,目前基本都是靠服务外包实现,质量把关难度高。年鉴编纂部门通常都缺乏英文专业能力较强的复合型人才,而翻译公司缺乏通晓年鉴语体风格与用语规范的人才,导致英文版年鉴的质量难以保证。既精通英文又熟悉年鉴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绝大多数年鉴编辑社求贤若渴却难以骤得的。

4.英文版年鉴的发行渠道更为狭窄,英文读者中的宣传力度不大。《深圳年鉴》《成都年鉴》英文版主要通过外事侨务办及各种大型国际博览会等渠道分发。发行渠道比较单一,在英文受众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远远不够,需要扩大宣传,提升知名度。如《深圳年鉴》可以在海外读者基础广泛的英文版《深圳日报》上发布出版信息,并可以全文嫁接到英文门户网站深圳市英文官网www.eyeshenzhen.com上。

总之,英文年鉴是城市走向国际化历程中的必然选择,根据受众合理安排内容与提高翻译质量是其应当坚守的阵地。

(三)“守”之道——数字化与网络化

年鉴的数字化与网络化是必然趋势。但就目前来看,年鉴的数字化与网络化,都仍处于不成熟期,各种形式的局限性都十分明显。

光盘版基本是随书附赠,其传播渠道依旧很受限制,虽然可以复制传播,但真正被复制传播的概率并不高,有些光盘的复制步骤太过繁琐,甚至有无法复制的情况,再加上部分光盘的质量问题,导致无法读取,还有些光盘一放入光驱便直接开始播放音乐,界面不简洁,打开速度慢等等,使得光盘设计的友好性不够。

年鉴网页化,通常是嫁接在政府网站、地情网站上,很多情况下,不单所嫁接网站本身浏览量就有限,更兼路径不鲜明,难以寻觅到,导致有需求的读者查找无门。而且,资料更新往往速度非常滞后,有些甚至45年没有更新。还有些地情网本身都已经成为僵尸网站,更加使得附着于其上的数字化年鉴失去实际使用意义。

年鉴数据库的信息整合得比较成熟,搜索功能强大,是实用性比较强的一种数字化手段。其突出的弊病,在于商业化运作模式导致的资源服务的有偿性。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资源库比较完备,但是下载一个年鉴页面需要0.5元,这个门槛会阻碍绝大多数的普通年鉴受众。

网络年鉴的建设,处在起步阶段,《成都年鉴》《苏州年鉴》是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地市级网络年鉴的代表。网络年鉴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导致其实用性不高。应当将网络年鉴的资料搜索功能放在网络年鉴建设的首位,而将多媒体手段放在次要位置。譬如通过百度很难搜索到网络版《成都年鉴》的路径,这一点上《苏州年鉴》的搜索优化排名做得比较好,用“苏州年鉴”作关键词在百度搜索中位列第一。而这两部网络年鉴共同的弱点是,搜索功能过于简单,只是一个基本的搜索框供输入关键词,与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那样的具有“快速检索”“标准检索”“专业检索”三重检索功能的强大的搜索引擎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相对于一部网络年鉴,就是一台马达之于汽车,是其真正的动能,是未来网络年鉴建设的重中之重。

综上所述,在年鉴数字化与网络化阵地中,一面进行着探索与革新,一面必须要坚持的,当是数字资源的检索能力,这是“资料性工具书”的必然要求,如同一本《新华字典》,必须配备强大的“拼音检字法”“偏旁部首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检索方式,才能成就其工具书的实用性。

三、年鉴“攻守道”

年鉴“攻守道”,我将之概括为以下几条:

(一)坚定的政治方向是年鉴的立足之本

《规划纲要》提出“依法治志”,“依法治志”是依法治国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鉴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要立足年鉴工作实际,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精神对全国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指导意义,认真思考坚定文化自信、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以我为主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等新论述对地方志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年鉴人在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所肩负的新使命,准确把握年鉴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具体内涵。

(二)卓越的顶层设计是年鉴的发展之纲

多年来,全国各地年鉴事业虽然遍地开花满眼繁华,然而实际上长期缺乏一个高度统一的领导核心与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2016715日,在太原召开第一次全国年鉴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年鉴工作会议,全国年鉴事业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161222日印发《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紧紧围绕《规划纲要》确定了到2020年实现“年鉴全覆盖”的核心任务,提出了20162020年年鉴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全面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推动年鉴工作改革创新,加强对各类专业年鉴编纂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加快信息化建设,基本形成包括年鉴编纂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在内的年鉴事业综合发展体系,努力实现全国年鉴事业发展新跨越。《年鉴规划》是《规划纲要》中大力加强年鉴工作有关要求的具体化,是第一个全国年鉴工作的规划性文件,第一次对全国年鉴工作作出顶层设计,有力推动年鉴事业发展。

(三)规范的制度建设是年鉴的发展准绳

质量是年鉴的生命力。中指办在抓年鉴质量方面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2015年上半年启动中国年鉴精品工程试点,确定10家单位为首批中国年鉴精品工程试点单位,作为年鉴编纂探索和创新的试验田;二是继续推进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工作,强化精品意识、打造精品年鉴的关键一环,也是努力实现年鉴编纂从量到质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全国层面用树立典型的方式进行年鉴的规范化探索。

一些省份相应制定了适应本地实际的实施规范,如福建省制订《地方综合年鉴出版规范(试行)》,广西发布《广西年鉴精品工程实施方案》,青海省印发《关于启动市州地方综合年鉴审定工作的通知》。总体来看,年鉴加强制度建设,质量提升明显,框架更为科学,资料更加翔实,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多样。

(四)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年鉴的发展指导

随着年鉴出版事业的飞速发展,年鉴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年鉴论文总量有所增长,研究的角度有所开拓,研究水平有所提高,年鉴研究的整体态势良好。2016716日,中国方志学会年鉴研究会成立,下设学术部、省级年鉴部、地市级年鉴部、县区级年鉴部、专业年鉴部等5个分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但是,年鉴理论体系化的构建仍有欠缺,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完整年鉴理论体系的著作很少,专业的年鉴理论刊物数量有限。如果能以中国方志学会年鉴研究会为立足点,从国家层面推动建设高层次的理论研讨基地,联合高校力量设置对口专业,进行理论与实践配套的学习与调研,同时,创建成熟的年鉴人才库、构建完备的年鉴人才培育体系,相信能提升全国年鉴理论研究水平。

(五)大胆的创新精神是年鉴的发展动能

创新发展是时代的母题,日新月异的时代,呼唤年鉴人的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年鉴在信息化时代,作出了很多积极的应对手段,大胆开拓,主要通过出版简本(或称便携本、袖珍本……等等)、制作年鉴光盘、建立年鉴数据库、出版英文版,以及近几年才开始试水的网络年鉴编纂等方式。同时,一些年鉴部门开始更新年鉴编纂手段,逐渐尝试运用现代化平台来进行组稿和编辑,简化组稿、编辑流程,增进供稿人与编辑沟通,这也是增进年鉴质量,缩短年鉴编纂流程的重要途径。

(六)牢固的读者意识是年鉴的工作目标

年鉴无论如何变革如何创新,万变不离其宗的,始终是其牢固的读者意识。无论是正本还是简本,中文版还是英文版,纸质版还是电子版、网络版,立足于读者的需求,所有的创新才不会迷失方向。在创新的道路上,不妨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开一点,只要握准为人民服务的准绳,就不用担心错了方向闪了腰。多元化的时代,年鉴也势必走向多元,在规范许可的范围内,以价值转化为目标,以多样手段为表达,坚守资料性工具书的本质,牢记存史资政使命,那么,纵有七十二变,始终不忘初心。

同时,从国家层面,构建功能完备、信息全面、服务免费的年鉴资料数据库,真正让年鉴资料无障碍服务于民,才能将年鉴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极致。

(七)优秀的人才队伍是年鉴的质量保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人才队伍是年鉴事业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专职和兼职年鉴编纂人员有2万人左右,数量可观。但这支队伍中的不少人并没有经过全面系统的专业教育培训,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有待提升。20156月,在北京举办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5年全国地方综合年鉴资源开发利用高级研修班;20159月,在银川市举办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高级研修班;20168月,在山东日照举办第一期全国年鉴主编培训班。各地地级市也继续坚持必要的常规培训,并充分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开通年鉴Q Q群或年鉴工作微信群,促进编辑、组稿人员、撰稿人员相互交流学习。

年鉴工作的特殊性,使其不可能成为机械化的流水性产业,年鉴工作者的劳动不可能为人工智能所取代,任何高科技的编辑工具都始终只能是辅助手段,年鉴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始终是年鉴质量的主导力量。

(八)广泛的交流研讨是年鉴的进取路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不仅有港澳台地区的年鉴发展报告,还有《西方大众年鉴的编纂模式》《国外年鉴选介》等相关文献,打开了年鉴人的视野。

年鉴工作的特点,造成年鉴人多少有些闭门造车的寂寞感和封闭感,增进各地交流非常必要,相互取经、增强互动、共同探讨,是一件互利互惠的好事,甚至港澳台以及海外取经也可以逐步铺开。年鉴交流集群的建设也相当重要,建设一个面向全国年鉴人的专业便捷的交流平台也是可以探讨、践行的。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初心,牢记“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的使命,力同心、开拓创新,在中指组的引领下,始终围绕党的伟大事业一个中心,抓住存史资政使命与为人民服务两个基本点,以价值转化为目标,以多样手段为表达,坚持资料性工具书的核心本质,取得年鉴事业的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国办发〔201564号;

黄玲:《高举伟大旗帜,做好新时代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深圳史志》2017年第4期;

冀祥德: 《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方志出版社,201711月第1

(作者单位: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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