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第一个现代机器纺织工厂——长安大华纺织厂

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2018-10-15 09:28 点击:30 打印: 分享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日货充斥中国市场,使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陷入危机。为了挽回在东部地区的损失,抵制日本棉纱的杀价倾销,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意在西北地区创办纺织纱厂。

民国23年(1934)4月,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河北石家庄大兴纺织厂会计科长徐治平来陕推销产品并考察建厂条件,初步提出在西安建厂的报告书。9月,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苏汰余召集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在西安筹建大兴二厂的决议。10月,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星堂以汉口商会的名义致电陕西省政府主席劭力之,告知拟派员到陕西筹备设立分厂事宜,劭力之收悉即复电表示欢迎。不日,周星堂在汉口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会晤,杨将军对在西安设厂表示赞赏和支持。11月,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厂长石凤翔等八人在西安参府巷17号(现菊花园)设立大兴二厂筹建处,并选定铁道北郭家圪台为厂址,购地122亩,开始基础建设。

民国24年(1935)3月,陕西省建设厅颁发143号建厂许可证后,大兴二厂建设正式启动。同年7月,陕西省公安局310号函批准该工厂购置枪弹并招收警士20名,用于厂区保卫工作;11月,大兴二厂第一次刊登招工广告,计划招收女工400名,这在当时的西安是破天荒的;12月,石家庄大兴纺织厂支援二厂1000千瓦发电机一台,用于工业生产,这在西安同样也是第一次。

民国25年(1936)3月,经过一年的基本建设,大兴二厂部分车间开工生产,半年利润即达法币20万元。其后于当年7月,大兴、裕华公司董事联席会议同意石凤翔继续扩厂建设的建议,决定由裕华公司拨款50万元法币,再由股东集资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厂更名为长安大华纱厂,取两厂合办之意。至此,该厂管理体制及生产经营体制基本确立。经理由石凤翔担任,管理及生产部门设有总务、会计、出纳、营业、电机、纺织6科和布厂、纱厂、物料栈、拣花间等;初时拥有纱锭1.2万枚,布机300台,资本100万法币,有职工760余人,工厂初具近现代化机器纺织企业规模。其时,大华纱厂的发电机的发电量除保证企业生产用电外,还将剩余的400千瓦电力租赁给西京电厂,帮助解决城市用电急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安第一家发电厂也于当年4月正式营业,其仅有的1号机组容量只有675千瓦,不能满足全市1250户家庭照明用电,由此可见当时大华纱厂的实力有多强。

抗日战争期间,工厂一方面不断增加投资,扩充设备,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升。生产的细布由于品质优秀、风格独特深受人们喜爱,畅销于西北地区;至民国27年(1938),该厂已发展成拥有纱锭4.6万枚,线锭1120枚,布机820台,职工达3950人的大型企业。另方面想方设法避免日机的轰炸。自1938年起,民国政府在后方实行花纱布战时军事统制,长安大华纱厂每月生产3万余军需用布,占生产总量的70-80%。由于大华纱厂抗战期间生产军需布匹,因此也成为日军飞机轰炸重点目标之一。当年7月,为了战时安全生产,工厂以300万元做抵押,与上海意大利天主教堂签订协议,由意籍人员驻厂并悬挂意大利国旗,以便日机空袭时掩护。但是在民国28年(1939)工厂还是连续三次遭到日机轰炸。经过日机轰炸后,大华纱厂并没有倒下。厂方决定一面带领工人修葺厂房、整修机器,重新开工生产;同时又转运部分机器设备到四川广元开辟分厂,以减少再次被炸的损失。此后,大华纱厂继续生产前线所需的军布,每月仍向前线供应棉布3万匹从未间断,一如既往地支援着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民国29年(1940)起,大华纱厂在以纺织生产为核心的同时,还启动了棉花打包、面粉生产等多业生产。当年,大华纱厂与重庆裕华纺织厂联合在陕西三原建设棉花打包厂,自收自打,日产棉花200余包。30年(1941)在厂内修建面粉厂,日产面粉300袋,供职工食用。从32年(1943)起,又扩充机修场,人员由60人增至300余人,各种设备由9部增至44部,并招收技术工人百余人,解决机器配件修配问题。这些都助推了企业的蓬勃发展。至38年(1949)5月20日西安解放时,该厂已达到拥有纱锭3.05万枚,布机800台,职工3047人的规模。

大华纱厂运营其间,还创办了专门培养技术人员的教育机构——大华纺织专科学校。民国30年(1941)大华公司于厂区内创办大华纺织专科学校,石凤翔兼任校长,首期在西安和重庆招收高中毕业生30名,学制2年,主要学习棉纺学、机械学、纺织原理、纺织染料、应用热力学、管理学、日语、英语、实习等。使用的教材为石凤翔所著的《棉纺学》3册,专门培养纺织工业的专业人才。32年(1943)学校因经费拮据而停办。该校是陕西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为陕西、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输送了大批纺织工业专门人才。

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西安地区重点企业的破坏,大华纱厂的锅炉房曾被炸塌,经理、厂长和主管人也携带账本、资金弃厂出走,使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在此情况下,厂内职工在西安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建大华纺织厂总支部和厂纠察队,积极参加革命,保护厂区,保护职工生命安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即进驻大华纱厂,保护工厂。当时鉴于企业负责人逃逸,为了争取早日复工,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军管会)于5月26日派遣由杜芳、安仁等30余人组成的工作组进厂协助工作,恢复生产。6月27日工厂举行复工典礼,市军管会主任贺龙到会致词,号召工人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副主任赵寿山、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赵伯平、市委常委兼市总工会(筹)负责人朱子彤等出席大会。7月1日市军管会发出15号令,在该厂经理返厂前暂时实行军事管制,派汪夏声为代理厂长,安仁为军事代表,负责工厂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军事管制初期,工作组本着“原盘接受,暂不打乱原来组织”的原则,提出以恢复生产为中心的口号,机构设置维持原状,经营管理仍沿用旧制度,生产继续原有流程和工序,努力恢复生产。在此措施下,到8月中旬全厂的纱机、布机就已全部开齐、投入生产。同时,改12小时为10小时工作制,降低工人劳动强度;相应提高职工工资,并以实物抵酬,保障工人收入;废除上下班搜身制等,受到工人热烈拥护。在经营上实行民主管理,选举产生工会筹委会,发展工会会员,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在生产斗争和保障工人利益中发挥作用。

1949年11月22日,市军管会对大华纱厂的军事管制撤销后,不久汉口裕大华总公司便派遣熊轩卿任经理到西安主持厂务。当年末该厂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9万元,净值35万元,职工3667人。1951年11月,该厂又随汉口裕大华总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并改名为公私合营大华纺织公司秦厂。期间,该厂订购的日本丰田自动织布机和英制勃拉特细纱机于1952年6月前后安装并投入生产,生产规模达到或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厂子引进的这些设备亦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先进的纺织机械设备,为该厂在日后国内纺织行业的竞争中提供了硬件优势。1953~1955年期间,公私合营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秦厂还陆续改造完成了多个项目。1964年3月24日,陕西省编制委员会审核批准,公私合营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秦厂更改厂名为“陕西公私合营大华纺织厂”,并归陕西省纺织工业局领导。同年12月,其产品注册使用“雁塔牌”商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该商标停止使用,改用“燎原牌”商标。当年12月,经陕西省纺织工业局批准,该厂转为国有企业,厂名“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

改革开放后,“雁塔牌”商标再度启用,并于日后成为西北地区最著名的纺织品牌。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不断扩大,国营企业因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生产成本、土地成本的监控不严格,加之老牌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多元化市场的要求,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的生产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该厂恢复大华纱厂名称。2008年10月,大华纱厂因无力维持运营,宣布政策性破产。其后,在西安已有70余年历史的大华纱厂被列为西安工业遗产保护范围,其旧址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之一。

2011年,集文化、商业、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综合体——“大华·1935”在原大华纱厂工业遗存的基础上建成。“大华纱厂”镌刻着陕西近代工业文明发轫的深刻印记,它是西北地区创立时间最早、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现代机器棉纺织企业,对西北纺织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9年,原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印刷的《陕棉十一厂志》(1936—1986),对该厂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