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宗室不宜典三河”的历史解读——以宗室群体政治境遇的变迁为线索

来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2018-10-15 09:31 点击:23 打印: 分享到:

摘要:西汉末年,刘歆被任命为河内太守,遭到儒林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宗室不宜典三河”。这个理由并非汉家旧制,而是政论中的一个主张。不过,在西汉前期封建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三河地区因地位特殊,实际上从未封予宗室,此惯例在制度上也由汉武帝加以明确。西汉晚期,皇权继承身份的正当性屡受质疑,与此相应,对宗室的防范细则愈发繁琐。这种政治氛围对步入仕途的宗室成员极为不利。为对抗外戚、宦官,宗室与儒林曾有结盟互助的经历,然而,随着刘歆积极配合汉哀帝的意识形态建构,儒林的既得利益格局被触动,“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论调便应运而生。

关键词:宗室 三河 皇权 儒林

西汉初年,刘邦封其弟刘交为楚王。至西汉晚期,刘交的后裔中出现了两位大经学家,即刘向、刘歆父子。其中,刘歆主张将《春秋左氏传》列于学官,而当时官方于《春秋》学只承认公羊、谷梁两家,刘歆的提议触怒了当时身居高位的儒者,“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1](P1972。其中所谓“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说法,集中反映了汉廷关于群体限制与区域控制的双重政治考量。笔者拟从制度史角度对此说法进行分析,并从汉代政治格局演变的角度做出解读,这将有助于丰富对西汉历史的整体认知。

一、“宗室不宜典三河”的政论性质

汉代的“三河”,大体是指由河南、河东、河内三郡构成的区域。在西汉绝大部分时段内,并未见到“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说法,朝廷似乎也没有政策上的明确规定。否则就不会出现任命刘歆为河内太守的情形。实际上,在刘歆外放之前,宗室出任郡守已有先例。《汉书·王子侯表》“南陵侯庆”条,南陵侯刘庆为汉景帝之孙,“坐为沛郡太守,横恣罔上,下狱瘐死”。又,“安檀侯福”条,安檀侯刘福亦为景帝孙,“坐为常山太守祝诅上,讯未竟,病死”1](P477488。还有汉武帝末年的丞相刘屈,其身份为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征和二年(前91)春,汉武帝任命他为左丞相,诏书中说“其以涿郡太守屈为左丞相”1](P2879。从这几例来看,自汉武帝以来,宗室可以担任郡守,在制度上并没有特别限制。因而刘歆被任命为河内太守,可以理解为是在制度未禁止的情况下,宗室出任郡守的惯性而致。

上述看法或许会遭遇质疑: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朝廷虽然不禁止宗室出任其他郡的太守,但是对三河地区的太守人选可能本有定制,禁止宗室出任,只是出令者一时疏忽,才导致出现了不符合禁令的任命。据《汉书·楚元王传》载: “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应当承认,如果仅据此记载而质疑也有一定合理性。就字面而言,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任命书已经下达,但朝廷很快发现该任命违背了“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规定,于是撤销原任命,改任刘歆为五原太守。不过,这种理解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疑问。首先,史书言“历三郡守”,如果刘歆未接到任命或接到任命而未赴任,其所历之郡数似不宜为“三”。其次,郡守职任甚重,西汉朝廷在确定人选的程序上应当不会如此草率。如果存在明文禁令,任命者竟然将其忽略,这的确令人费解。再次,刘歆曾自撰《遂初赋》,其中说道:“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遭阳侯之丰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乘驾而既俟,仆夫期而在□。驰太行之严防兮,入天井之乔关。”2](P408此赋将刘歆的赴任行程交代得比较详细。值得注意的是,刘歆在前往五原的途中,在“经历故晋之域”时,甚至还需要“驰太行之严防,入天井之乔关”。如果刘歆根本没来得及到河内赴任,而是自关中直奔五原,以交通地理而论,不需要如此迂回。即便是已经在前往河内赴任的途中,当他收到改任命令时,也不必经过太行山上的关防3](P1718。因此,从《遂初赋》对赴任路线的描述来看,刘歆显然已经在河内履职了,之后才被朝廷以“宗室不宜典三河”的名义,调任五原。如果说“宗室不宜典三河”是国家定制,朝廷竟然在官员履新之后方才发现违制,这种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

“宗室不宜典三河”既然不是汉王朝的传统制度条文,那么,它在汉廷的政治生活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政治文化呢?

所谓“不宜”,基本含义是“不合适”,西汉时期的政治论议中常见。有的“不宜”式论辩属于就事论事,未必能催生新制度。如汉宣帝时,美阳县获得古鼎一件,宣帝“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然而京兆尹张敞认为:“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宣帝最后定夺: “京兆尹议是。”1](P1251而有的则会导致新制度的生成。如汉武帝时“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4](P1389,此后的纪年方式便固定为年号纪年。又如成帝即位之初,“有司言: ‘乘舆马、牛车、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1](P302。此后的丧葬礼仪便以明器取代了实物。但无论是否形成制度,“不宜”式论辩的目的都是通过否定的表达形式影响朝廷的下一步行动,从而达成特定的政治目标。张敞反对以古鼎祭宗庙,实际上是出于对粉饰太平的祥瑞政治的反感; 有司主张采用年号纪年,则是逢迎武帝之意,借此昭示汉家天命; 有司在建议成帝停止车马随葬时,使用了“非礼”一词,其政治背景则是儒者群体正以其特有的理念,对皇权进行规训。

以上分析提示我们,汉代文献中出现的“不宜”式论调,均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就“宗室不宜典三河”而言,当权的儒者在刘歆已经履任之后,忽然提出这个意见,就事论事的色彩更浓厚一些,其本意或许并不在于树立一种明确的制度。对于保守的儒者来说,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将刘歆排挤出政治中心,远景目标则是通过对刘歆的穷追猛打,震慑那些企图妨害官方儒学既得利益的政治群体。

二、封建制轨道上的“宗室不宜典三河”

王鸣盛曾对《汉书》所见“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说法颇感费解:“宗室不宜典三河,不晓其何故,他无所见,独见于此,俟考。”5](P123王氏的感受应是时空隔膜所致。实际上,在刘歆生活的时代,“宗室不宜典三河”的主张似乎并未产生多少疑问。汉哀帝虽重用刘歆,但当群儒以此为理由,要求将刘歆调离河内时,皇帝也不得不照办。这表明,群儒所谓“宗室不宜典三河”,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具有正当性。那么,其正当性从何而来?笔者以为,汉王朝开国以来对三河区域的管控思路是应当考虑的一个因素。

司马迁曾说: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4](P3262足见三河地区在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而在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中,三河地区的战略地位更为显著。据史籍载,至高祖末年,“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4](P801802。由于汉初的关东地区绝大部分为诸侯所占据,在这种情况下,汉廷延伸到关东地区的直接控制区,便成为中央政府控驭诸侯的重要依凭。而三河地区作为关东直控区的核心,如何加强对该区域的管控,实际上是一个关乎全局的国策问题。

由于史料不足,西汉前期对三河地区的管理办法是否有明确规定,目前尚难以确知。就现有资料而言,西汉前期任命的三河太守有周信、吴公、季布、周亚夫四人。周信在吕后时代担任河南太守,履历中有“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度吕后淮”的功劳4](P988989。关于吴公,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4](P2491显然,吴公的河南太守一职,亦是吕后时代任命的。从“治平为天下第一”的考绩来看,朝廷在确定人选时,对其施政能力的考量极为慎重。关于季布,史载其人重然诺,能屈伸,敢直言,具有全国性影响。惠帝时季布为中郎将,参与宫廷宿卫,后出任河东太守。文帝欲任季布为御史大夫,将其召至长安,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4](P2731至于周亚夫,为功臣周勃之子,汉文帝时任河内太守。周亚夫的军事才能十分突出,以至于文帝嗟叹:“此真将军矣!”临终还不忘告诫太子:“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4](P20742075以长于将兵者为河内太守,朝廷加强区域控制的意图,更是显而易见的。

从以上四位三河太守的事迹来看,西汉前期虽然对三河地区很重视,不过,朝廷似乎缺乏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注重在太守人选上审慎而为,看重官员个性对三河区域管控的积极作用。汉武帝时代,这一情形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说此前只是存在如下事实:朝廷直接任命三河长吏,而不由宗室控制三河。那么,汉武帝则将这个惯例明确化。《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补曰:“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4](P2115最终,汉武帝封刘闳为齐王。从武帝与王夫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是历代相沿而形成的惯例。但王夫人仍然为子求封雒阳,对这一行为较合理的解释是,此前并未有明文禁止在雒阳行封建,王夫人的提议与汉法并不相悖。而汉武帝驳回王夫人提议,相当于为汉王朝创立了一个新“故事”,后世须遵行之。

汉武帝对雒阳的重视,不仅止于“有武库敖仓,天下冲”的战略认知,在此基础上,他还实施新的区域控制策略,在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对三河地区的控制。

据《汉书·地理志》载,合称“三辅”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境内均无侯国1](P15431547。顾炎武认为这是因为三辅“在畿内故也”6](P1249。根据顾氏的说法,境内有无侯国分布,可以作为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属于畿辅要地的标准。以此标准而言,西汉前期的三河地区虽然重要,但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畿辅要地。因为据学者统计,从汉初直至汉武帝元光年间,三河区域内一直存在侯国。然而,到太初元年时,该地区已没有侯国7](P195。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学者一方面注意到汉武帝的“广关”策略,该策略将关西、关东的分界从临晋关、函谷关、武关一线东移至太行山、新函谷关、武关一线8](P112126。“在新的区域格局中,河东郡被纳入关西区域”,这也就意味着,传统上局限于关中地区的畿辅范围被扩大了。在“广关”策略之外,学者还注意到,“随着诸侯王国的相继废免以及‘推恩令’的执行,关东地区中央直辖区域大大拓展,原汉帝国京畿地区(左右内史)偏离帝国疆域几何中心的不利地位愈加明显,而地处天下之中的‘三河’,其特殊的区位优势逐渐凸显出来”7](P342,将其纳入京畿范畴,乃大势所趋。“而自汉初以来便有‘京畿不行分封’的限制,因此若要将‘三河’纳入京畿范围,首先要消灭三郡境内的崔建华: 封国形态。”7](P342也就是说,汉武帝之所以将三河地区的侯国全部废黜或迁出,重要目标即在于将三河纳入京畿范围。从王子不封到侯国无存,汉廷在封建制轨道上彻底清除了宗室势力与三河区域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而所谓“宗室不宜典三河”,将宗室排除在人选之外,在精神上与宗室不封三河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在郡县制轨道上再次确认了这个基本精神而已。

三、宗室防范:“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舆论环境

将封建因素从三河区域切割出去,在汉武帝时期已经完成。而“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说法形成于汉哀帝时期,已在百年之后。显然,百年之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原先在封建制轨道上对宗室的约束,逐渐不适应新的政治需要,因而才会出现对旧精神的重申。

西汉前期,宗室势力异常强大,随着七国之乱被平息,中央对宗室诸侯王的持续压抑,遂成为此后皇权处理自身与宗室关系的基调*。但具体到不同阶段,中央防范宗室诸王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有学者指出:“自昭帝死后,汉室皇位继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皇帝(刘贺)被废黜而由其他宗室王侯继承皇位的情况。因此新君即位,对同宗亲属必然进行更严厉的打击以减少威胁。”9道出了昭帝以来汉廷对宗室的防范愈发严密的基本事实,不过,论者将“更严厉的打击”的趋势与“汉室皇位继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政治情势紧密联系起来,这一见识尤具启发性。所谓皇位继承“处于不稳定状态”,显然是相对于皇位继承的“稳定状态”而言的。自汉初至武帝时期,皇帝继位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大的问题,虽然时有诸侯王受到严厉惩处,但诸侯王一般并未对皇帝承继大统的资格提出质疑。如文帝时代的淮南王刘长,所犯在于“自以为(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1](P2136;至于文帝在高帝健在诸子中排行最长,具有继统优先权,刘长并未否定这一点。七国之乱中,逆首吴王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对景帝的批评在于“多病志逸,不能省察”1](P19191910,未涉及继统合法性的问题。至于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原因在于武帝即位后多年无子,因而使刘安产生了“且吾高帝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事竖子乎”的想法1](P2149。刘安虽然认为自己有资格染指皇位,但对汉武帝的继统合法性没有丝毫质疑。

然而在武帝去世以后的昭、宣时代,宗室成员对皇权继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燕王刘旦在昭帝即位时怒曰:“我当为帝。……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不臣之行遭到警告后,不思悔改,后来又积极参与朝廷辅政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他希望昭帝被废,自己被迎立为天子。阴谋失败后,燕王自杀1](P27512758。武帝另一子广陵王刘胥亦是皇权继承的强烈质疑者。昭帝即位之初,因有燕王旦排行在前,广陵王并没有强烈的非分之想。燕王自杀后,“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觎心”,招女巫诅咒昭帝。后来昭帝去世,但朝廷所立新君并非广陵王,而是昌邑王刘贺。广陵王失望之余,“复使巫祝诅之”。昌邑王在位20多日被废,广陵王再次看到希望。然而,天子之位很快又被汉宣帝夺得。刘胥质疑道:“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1](P27602761广陵王反复以神秘手段诅咒皇帝的罪行最终在宣帝时代被揭发,他本人畏罪自杀。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西汉宗室对皇权继承的质疑,的确是伴随着皇权继承的不稳定状态而出现的。如果说汉武帝以前皇权与宗室矛盾斗争的焦点在于赤裸裸的政治、经济权益,那么,汉昭帝以来的斗争焦点虽然依旧根植于政治、经济权益,但已经披上了名分的外衣。对皇权继承者的质疑,实际就是在辩论一个主题,即究竟谁更有资格获得皇权。

宣帝之后的元帝、成帝时代,皇权继承的窘境依然持续。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宣帝曾打算另立淮阳王刘钦为太子1](P3311。成帝的太子之位,也几乎被其弟定陶王刘康夺去1](P3327。帝王在太子时代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其继承大统的权威性必然受损,进而会极大影响到他们即位后对待宗室诸王的态度。元帝时期,淮阳王刘钦之舅张博被处死,朝廷遣使警告刘钦:“王幸受诏策,通经术,知诸侯名誉不当出竟。天子普覆,德布于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钱,与相报应,不忠莫大焉。”1](P33163317其中所谓“天子普覆,德布于朝”以及“诸侯名誉不当出竟”,显然体现了皇权对宗室的深度防范,此时已经不满足于对实际谋反行为的惩处,对具有影射、比附等嫌疑的言语也要进行处罚,甚至对个人声望的影响范围也限定。成帝时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东平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对成帝说:“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 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1](P33233324诸侯王读什么书这样的细事,朝廷也要仔细思量一番。而纳入考量的因素,最重要的便是使诸侯王不生反叛之心,不具挑战之能力。

可见西汉王朝在统治形势愈发动荡的阶段,对宗室的防范也愈发变本加厉。这个现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西汉中后期皇权不稳定的继承过程中,防范宗室已然成为朝野共识,甚至是不言自明的规条。正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汉哀帝上台了。哀帝本人是汉成帝的侄子,继统的合法性也存在先天不足,因此,防范宗室也是他巩固权力的必然选择。在此形势下,当权的儒者提出“宗室不宜典三河”,在政治上自然具有正当性,它也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哀帝不得不接受。

四、儒林的分化:“宗室不宜典三河”的实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压抑刘歆是汉哀帝本人的意愿。虽然汉哀帝时期也防范宗室,但主要是服属较近的宗室。比如因“祠祭祝诅上”而被废的第二代东平王刘云,与哀帝同为宣帝之后,只是辈分不同。刘歆与汉哀帝的共祖要追溯到汉初,因此,他对皇权的威胁其实根本不足为虑。相反,对于哀帝而言,刘歆倒是汉哀帝巩固权力的助手。刘歆原本子继父业,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1](P1967。在防范宗室细则越来越繁复的时候,哀帝重用刘歆,意图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哀帝所面临的特殊政治局面。

前已言及,哀帝继统的合法性先天不足。更令哀帝为难的是,他即位的时候,外戚王氏家族权势熏天,并且与士大夫逐步结合。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哀帝一方面要削弱王氏,引进自己的祖母家傅氏及母家丁氏,一方面又要在士大夫中物色合适人选。鉴于士大夫的群体利益与一姓王朝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哀帝选择刘歆来辅佐朝政,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做法。毕竟,刘歆“通《诗》《书》”“领校秘书”,就学问而言,是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同时,他还是宗室后裔,有维系刘氏皇权的主动性。再说他与哀帝服属已远,在血统上根本也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综合来看,哀帝重用刘歆是非常合适的。

刘歆后来主张将《左氏春秋》列于学官,似乎不宜视为单纯的学术问题。有学者指出:“经学愈到西汉后期,就愈益成为政治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10](P405具体到春秋学的演化,也是与特定政治需要密切关联的。“武帝一朝,开边、改制、兴利、用法,完全背离了汉初清净无为的传统,公羊学则为实现这一重大转变提供了理论武器。”而谷梁学的兴起,意味着“宣元之际‘以礼为治’取代‘以德化民’成为儒学士大夫群体主导思想”。宣帝希望通过扶植谷梁学,打击激烈抨击汉政的儒生阶层,并且“纠矫吏治苛酷之弊”11](P228322。简言之,无论武帝立《公羊春秋》,抑或宣帝立《谷梁春秋》,均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步骤。对于哀帝而言,将《左氏春秋》立于学官,其政治意义亦不容忽视。若能够实现,则有助于培植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意味着士大夫群体对他的屈从,皇帝的权威可以由此提升。然而,哀帝输掉了这场斗争,他的坚定支持者刘歆,没能敌得过士大夫群体。

客观来讲,士大夫群体在挤兑刘歆时,虽然声称“宗室不宜典三河”,但他们与宗室其实并没有难以索解的深仇大恨。尽管西汉中期以来的宗室成员可以“官为吏”1](P2152,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普通士人的政治出路。不过,从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西汉宗室出任地方大员者屈指可数。本文开始已谈到沛郡太守刘庆、常山太守刘福、涿郡太守刘屈史书中另有刘向之子刘,“以《易》教授,官至郡守”1](P1966。另一位便是河内太守刘歆。目前所见仅此五位①。这与触目皆是的非宗室成员出任太守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此外,宗室在中央的任职亦比较单调,所任大多为宫廷内的侍从官,间或有担任九卿者,但集中于宗正、太常两职,主要仍是服务于皇家事务。因此,宗室在朝任职,对普通士人的仕进之路也构不成多大威胁。

既然如此,当权的儒者群体对刘歆穷追猛打,根本原因显然并不在于刘歆的宗室身份,而是刘歆的主张。刘歆与当权儒者的冲突,本质上是儒者群体内部的不同势力在争夺政治发言权。那么,刘歆与儒者群体的决裂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回溯过往,刘歆之父刘向在元帝时代曾与儒者结盟。“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更生(按:刘向本名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诉,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1](P19291930成帝即位后,宦官势力被清除,但新一代王氏外戚擅权多年。面对这个局面,刘向认为:“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1](P1958再一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外戚。

不过,成帝时代的在位儒者已不具备元帝时代儒臣们抨击朝政的锐气。如成帝初年的丞相匡衡,元帝时期经外戚史高的推荐而步入仕途,对于当时的宦官石显,匡衡即“畏显,不敢失其意”。丞相张禹初与外戚王凤并典枢机,然而,张禹畏惧王凤,“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甚至当成帝有罢免外戚的念头,向张禹请教的时候,张禹考虑的仍是“自见年老,子孙弱”,若与外戚存在矛盾,“恐为所怨”。遂利用自己烂熟于心的儒学经典,为王氏家族百般辩护。

当权的士大夫畏首畏尾,势必导致刘向在反外戚斗争中独木难支。而作为宗室余脉,在这样的处境中,自然而然地会意识到,对于刘姓皇权的长久维系,儒者群体是不足恃的。刘向之子刘歆最终从儒林中走出,欲在学术上独树一帜,以此配合汉哀帝巩固皇权的强烈意愿,或许与此密切相关。

五、结 语

当“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说法在西汉晚期出现的时候,它还停留在政治论辩的阶段,并未形成围绕区域管理与宗室防范而出台的公之于众的正式条文。随着不具有宗室身份的儒林群体成功地将刘歆赶出权力中枢,该群体将“宗室不宜典三河”故事化、制度化的动力大为衰减。大概是出于此,东汉时期仍存在着宗室担任三河太守的情形。据《光禄勋刘曜碑》载,刘曜曾任河内太守,至于其人的身份,碑文曰:“盖孝文枝胄,梁孝河东之裔孙也。”12](P135又如中山人刘,据《后汉书》李贤注引《谢承书》载,其人属“宗室胤绪,代有名位”13](P2199。他不仅担任过河东太守,甚至被任命为关乎都城洛阳安危的河南尹。如果再将东汉三河区域的重要性高于西汉时期的情形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可以说,东汉很可能并不存在“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舆论压力。而这种不同于西汉晚期的政治生态的形成,其历史背景应当是宗室与儒林政治、文化取向的同质化。关于这一点,如果注意到刘被范晔列入东汉党人群体的史家态度,或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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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建华,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秦汉史研究。)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9月,第47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