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与史料的整理鉴别

来源:定宜庄 时间:2019-09-26 15:09 点击:21 打印: 分享到: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通过口述访谈采集到的材料,作为史料的一种,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逐渐呈现出来,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

口述史料最广为人知的价值,就是可以作为文献史料的补充。文字史料,包括官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历来是史家研究历史的主要凭据,但毕竟很多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文献记载或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也有些只是一面之词,无法反映历史真相。而且由于种种社会变迁和历史动乱,导致大量档案文献的散佚流失,更是常有的事。当事人的口述,恰恰能弥补这些不足,对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所做的口述在这方面的作用尤著。唐德刚为胡适、张学良、李宗仁等人物所做口述以及通过这些人物反映出来的当时历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口述历史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这是由口述史的性质决定的。我们所说的“口述史”,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从20世纪初便已萌发,到50、60年代蓬勃发展,并在70年代达到鼎盛的“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步,是“新史学”孕育出来的产物。而“新史学”则是作为对传统史学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代表的是与传统史学不同的一种新的潮流、新的范式。它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它主张史学研究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在方法论上,它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口述史恰恰在这些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是口述史“自下而上”的角度。口述史学提倡创立平民化的历史,让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裔族群和妇女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历史的一部分。近年来口述历史更进一步,不仅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行为,而且还把他们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不仅使史学研究的视角产生了根本变化,也使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

其次是口述史特有的“个人性”。就口述作为史料的价值而言,这一点甚至比第一点更重要。口述史是最具“个人性”的一种呈现方式。口述史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里所说的“个人”,可以是大人物,是名人,同样也可以是处于边缘的小人物。对于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而且,那些不仅来自领袖人物、也来自平民百姓和少数族群口述的人生故事,使史学家得以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侧面,或者为传统官私方文献遗忘的段落。它使人们可以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和他们的心态,这正是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难以企及而口述史特别擅长之处。

第三是独特性。“新史学”提出要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的主张,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但仅凭传统的文献和治史方法,很难做到这点,口述史却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通过口述,史学家往往能获得难以在官方文献中寻获的珍贵材料,例如某场战争、某个事件当中个人的际遇、家族的移民史、亲属与家族内部的关系等,这都可以对长于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史料补充。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口述史学通过几十年经验的积累,已经走得更远,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口述史能够在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点已为口述史学家所公认。

口述史料的整理与鉴别

对口述访谈成果是否还要进行整理,也就是说,访谈录音的最终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在口述史学界一直存在颇多争议,这也是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口述史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西方学者更多强调将访谈录音作为原始记录,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由于这些机构强大的检索功能,这些材料得以被有关专家研究利用。但在我国,短时期内还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更多的做法,还是要将录音转为文字,尽管这样做对于保持口述史特性存在一些影响。本来,访谈时双方的会话速度、被访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的转换、他的语音语调,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这是将访谈转录成文字时难以表现的。但是,口述作为一部作品,即使是学术性著作,也必须顾及文本的可读性,如果通篇记录都存在着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读者便会失去阅读的耐心,甚至根本就无法读懂。所以,将文字整理成为能够为人阅读的纸本书籍或者电子稿的做法,虽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毕竟是口述访谈能够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一步。

如何将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还只是一个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深一步的问题则是,口述得来的材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如何判断它的真假呢?

从理论上说,口述得来的成果,当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史料,它更多反映的是个人对某种特定环境、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记忆、理解和感受。仔细地辨别口述材料的真伪,应该是整理者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对待文献史料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如何鉴别口述史料的真伪,在原则上与史家对文献的辨伪、校勘是一样的,当然也有口述特定的一些要求。

首先,口述中往往会有太多或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也会有有意的、无意的谎言,这样的口述虽然也有保留下来以为后人研究的价值,但是作为访谈者,如果不认真反映做访谈时的特定环境、背景和被访者的状况,事后对被访者提供的材料一放了事,不去核对、鉴定,任由这样的材料保存下去,谬种流传,甚至会为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结果是为后人制造一系列混乱,这便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作为整理者,第一步的工作就应该将访谈的时间、场所以及被访者的状况一一作出说明,以便让自己或者为别的研究者能够了解访谈时的语境,以为下一步的分析做准备。

其次,整理访谈记录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许多第一次访谈时出现的空白、漏洞和误解,往往在现场时难以察觉,而是在整理时发现的。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不能就此止步,或者不负责任地做出结论,归结为口述史的不可靠性而了事,而应该进一步去考证、核实。核实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是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的回访。还有,是访问与被访者相关的人,譬如经历过同一事件的见证人,或者被访者的亲人、朋友,请他们对同一个事件或同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表述,然后与被访者的口述做核对,思考其中的差异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出现差异。还有,就是将口述材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参考,这在涉及某个事件或人物相关的大背景时尤为常用。只有经过这样的反复考证,才能挖掘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这是简单地做些表面文章达不到的效果,也只有这样,口述史料的真正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

虽然“大家来做口述史”目前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但口述的后期整理,却是一个需要专业训练的工作,与现场访谈相比,可能更为繁难艰苦,访谈的组织者应该努力加强对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的培训。当前国内的口述史正在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展开,很多单位和个人积极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开发出许多极富意义的选题,参与者也为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但有些地方和部门辛苦收集得来的口述史料堆积如山,却无法被阅读、传播和利用,无法发挥应有的影响。日久之后,不仅会影响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导致口述材料的第二次流失,这是当前颇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所以,提倡进行严肃认真的后期整理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访谈录音能够为人(包括专业人士和一般公众)所用,口述史才能持久地开展下去,而不致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

(作者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