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战斗在黎明前——记父亲刘洛克迎接西安解放几件事

来源:刘晓洪 时间:2020-04-15 15:34 点击:280 打印: 分享到:

我父亲刘洛克(1918~1992),西安市临潼区任留街道任留村人。1935年入三原中学读书,接受革命思想。1937年4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0月参加中共中央青委在三原县斗口镇举办的第一期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后迁至泾阳安吴堡,称安吴青训班)学习,同月,经老师周芝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6月随赵寿山部17师开往晋西南中条山抗日前线,从事战地宣传鼓动工作,曾参加王屋山阻击战和中条山保卫战。1939年3月由党组织派往96军177师军需处任军需。

1943年底,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打入国民党陕西军管区,先后被派往陕西富平师范、西安民立中学任军事教官(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是高中以上的学校必设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直至西安解放。当时都知道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了更为安全而不被敌人怀疑,由原名刘灿改为刘洛克,并利用军管区人事科内部关系,偷偷烧毁档案中存有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签署的任命状等有关材料(蒋介石、胡宗南集团一直对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存有戒心),这很有利于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秋,中共关中地委指示西安地下党组织,为准备迎接解放军进攻西安,迅速绘制敌军在西安城内军事防御工事图。西安地下党领导崔一民将这一任务交给我父亲,当时敌人戒备很严,为尽快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采取先远后近,先易后难的方法观测记录,因为较远的地方设施较为简单,敌人防守比较薄弱。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测绘只能用目测,测绘的工事种类、距离、道路、桥梁记在两寸见方的白纸上,如发现意外,吞纸而食。每天晚上,将记录在白纸上的图形连片成幅。根据这个方法,他用两周时间,绕西安城目测了四圈,查清了敌人的外围防御工事,主要有两条战壕,一条是环城河防御工事,敌人利用护城河,在要道处筑有各类碉堡和掩体;一条是环城周围的7至13华里的外围工事,由战壕相连,只保留大道,壕宽约7米,深约4米,筑有简单工事。敌人在飞机场周围约隔30米筑一碉堡,有驻军日夜巡逻警戒,不易接近,测量工作比较困难,他便采用“狗走生路”的办法,走一段,假装撒尿测一段,终于完成了测绘工作。接着将整个测量结果绘制成1:25000的地图,地形、地物、桥梁、道路、各种防御工事,均用军事术语表明。

城内的测量困难较大,他利用学生伍纪(中共党员)的堂兄在市政府工作之便,搞到一张西安地图,将敌人军、警、宪、特驻地标在地图上,然后将城外测绘图按位置贴在城市地图的四周,这样,一张完整的敌人在西安的全面军事防御工事图便完成了。完成任务后,他即去郭签士巷2号(今光明巷)将城防图交崔一民同志报关中地委,由关中地委转交第一野战军总部。后受到彭总和关中地委的表扬。

西安解放前夕的一天,国民党陕西军管区召集各中学军事教官开会。会上,军管区副司令史仲鱼夸夸其谈,什么国民党如何胜利了,共产党如何失败了。其大放厥词后就布置将军训的高中学生运往汉中,准备经过短期训练后补充到胡宗南部任基层军官。会议结束后,父亲立即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向市工委书记韩夏存、委员崔一民分别汇报。韩夏存指示: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进步学生,并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开展反集训斗争,发动学生离校暂避,但同时也要留少数进步学生组织护校。当时工委让我父亲负责联系北大街以东的党员、团员,有西安高中的王晓民、省立二中的钟兆禄、右任中学的张展义、民立中学的唐立言、任同堂等。他要求这些党、团员通过同乡亲友中的学生以及各种渠道关系,立即离校。口号是;“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不当炮灰……”在二、三天内各校学生基本上都暂时离开学校,反集训斗争的胜利,使胡宗南这一企图彻底失败。

只有中正中学是例外。中正中学实际上是国民党省市机关的子弟中学,这所中学被国民党西安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运会)控制,学运会又属国民党西安市党部调统室主任郭普天管辖。郭普天将学运会的骨干分子组织成中统特务的外围组织,中共称他们为党网分子。这些党网分子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共产党员、新青团团员及进步青年的情况,向国民党西安市党部汇报。党网分子在中正中学最多,其它各校甚少,就是说,中正中学被中统特务郭普天所操纵。这些都说明当时西安地区国、共两党争夺青年学生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中正中学去汉中的学生约100人,有一部分是受蒙蔽的学生,解放后他们大都回到西安。民立中学进步力量很强,校长朱洪涛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后失掉关系,但信仰未变,一直很进步,他主持校务期间,三青团即告瓦解,几年间登记时,无一人应登;国民党员在教师中虽有,却无活动。国民党省党部多次找朱校长谈话,追问民立中学有无共产党,都被朱校长应对而过。相反的,朱校长发展了新青团组织,另外,我父亲也发展了党团组织,并派伍纪等学生秘密穿过敌人封锁线进入边区。因此,朱校长受到反动势力的嫉恨和迫害。为此,父亲组织学生罢课、请愿,赶走迫害朱校长的学校董事长苏敏生。朱校长也估计到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虽无横的关系,但彼此了解对方为人,就心照不宣做自己的工作。

为了迎接西安的解放,中共西安市工委和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司令王子伟密谈,王子伟先生接受起义参加反胡(宗南)斗争。因此,1949年5月15日左右,市工委临时办公地址搬至团管区司令部(现在西一路易俗社对面)。父亲在那儿见到工委领导韩夏存、崔一民及王生民、张瑞生等同志。市工委在此处开会商讨了几件大事:一、敌人逃跑后,西安的城防与社会秩序由王子伟统领;起义人员佩戴红袖章,以示起义,并作为与解放军联系的信号。二、解放军进城后的口粮问题由市工委崔一民负责解决。三、决定派刘洛克、王生民同志出城与解放军先头部队联系。四、保护工厂、学校分别由韩夏存、朱子彤布置办理。

5月20日早上,父亲接到指示,解放军已到咸阳,将经过三桥向南迂回进攻西安,父亲便由东关经南梢门向西急进。这时,城内城外一片乱哄哄,四处都是国民党的溃逃士兵,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盈闻于耳,真是兵荒马乱。约十时左右,父亲到了鱼化寨附近见到一位解放军战士(一野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战士将父亲引到一位营教导员前,他按照工委联络接头口号问答:“你们是德生部队吗?”“是的。”“你是从何处来?”“我从唐磊处来。”“德生”指张德生,当时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唐磊”是韩夏存在边区的代号。接上关系后,父亲将城内情况报告给这位教导员。当时西安城内,敌主力已撤退,警察局人员逃散,城内的自卫队被地下党控制,队员们戴上红袖章维持社会秩序。教导员听完后向上级汇报,随即带领所部随父亲一起奔向西安,从勿慕门(小南门)入城,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西安解放不几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我父亲为西安市第七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主要工作是维持社会秩序,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支前。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和西安解放七十周年,在此,我更加怀念父亲和与他在国民党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为西安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战斗在敌人心脏战友们;他们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作者:西安市公安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