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庆初年西安城墙大修工程考论

来源:史红帅 时间:2020-07-27 11:19 点击:1265 打印: 分享到:

在嘉靖五年(1526)维修城工之后,时隔42年,西安城又于隆庆二年(1568)迎来了一次里程碑式的建修工程。嘉靖五年城工由于原始文献记载简略,难以一窥城工细节,对具体建设过程无从得见其详,只能从地方志收录的《重修城楼记》总结其概要过程和特征。相较而言,关于隆庆初年城工,同样见载于康熙《咸宁县志》,记述却颇为详细,留下了诸多“数据化”信息。就维修工程的具体内容和涉及面来看,嘉靖五年城工的建设重点是“重修城楼”,而隆庆初年城工则是一次涉及城墙与护城河的系统性维修工程,无论是在动用人力,还是在耗费物力与财力等方面,以及对城墙防御体系坚固程度的提升方面,均超过了嘉靖五年城工。

一、城工缘起

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载:“隆庆间都御使张祉以土城年远颓圮,甃砌以砖,濬其壕”。由此可知这是一次综合性的城池整修工程,不仅为城墙外侧和城顶砌砖包护,而且疏濬了城壕,对于城防体系的强化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此次城工缘起,主要是由于“周二十三里,崇三丈四尺”的西安城墙作为“土城”,无法避免风雨、鸟鼠等自然因素的破坏,以至于出现“历年滋久,摧剥渐极”的状况,加之以“频岁地震,楼宇台隍颓欹殆尽”,较为频繁的地震更加剧了城墙、城河的破损,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作为“保治之责者”①的地方主政官员们的高度关注。

在嘉靖五年重建城楼之后,西安城墙虽然一如往昔地受到风吹雨淋、鸟鼠侵扰等自然因素的负面影响,但影响更为显著的因素则是关中及其周边地区频发的地震灾害。相较而言,风雨、鸟鼠等自然因素属于长期性、渐进性的影响力量,虽然一时一地看上去力度不大,但久而久之负面影响则会日益凸显;地震则属于短时性、突发性的影响因素,虽然平时无事时对城墙并无影响,但一旦爆发,破坏力巨大,造成城垣坍卸、城楼塌毁等严重后果。

“自古地震,关中居多”②。嘉靖五年城工完竣后,仅隔29年,关中地区即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夜发生大地震,被称为“盖近古以来书传所记未有之变也”。秦可大在《地震记》中以细腻笔触载及此次震情:“是夜,予自梦中摇撼惊惺,身反覆不能贴褥,闻近榻器具若人推堕,屋瓦暴响,有万马奔腾之状。……比明,见地裂横竖如画,人家房屋大半倾坏。其墙壁有直立者,亦十中之一二耳。人往来哭泣,慌忙奔走,如失穴之蜂蚁”。足见这次地震对于建筑的破坏之大,以及对民众造成的恐慌之深。

这次地震震中位于潼关、华州一带,“自潼关蒲坂奋暴突撞,如波浪愤沸,四面溃散,故各以方向漫缓,而故受祸亦差异焉”。关中各府州县在地震中死亡人数众多,“受祸大数,潼蒲之死者什七,同华之死者什六,渭南之死者什五,临潼之死者什四,省城之死者什三,而其他州县则以地之所剥,别近远,分浅深矣”。从省城西安的死难者人数比例就可以看出,这场地震对于西安城乡地区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毫无疑问,由于地震发生于深夜,死难者大多是由于墙倒屋塌造成的,这种烈度的地震势必对环绕省城的城墙、城楼等也造成了极大破坏。此次地震后的次年,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与关中相距不远的固原也发生了大地震,“其祸亦甚”③,对西安城墙、城楼等亦当有负面影响。

二、工程进展

关于此次城工的兴工、竣工时间,康熙《咸宁县志》记载为“隆庆间”,而未明言隆庆二年,就是由于记载此次工程经过的原始文献,即陕西布政使曹金的“记文”是在工程进行期间撰述的,尚无法预知确切的竣工时间。不过,从曹金的记述来看,此次工程至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东南隅样板工程;第二阶段为东北隅工程;第三阶段为西北、西南隅工程。曹金记述的正是第一、第二阶段工程。即便如此,在这份殊为珍贵的记述中,包含的城工信息十分丰富,值得深入分析。

隆庆元年(1567),逢新皇登基,对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而言均堪谓“图治之始”,是开创国家与社会新局面的良好契机。朝廷“为思患豫防”,决定大力维修各省会、州县城池,“缮修城堑”成为“天下诸省会郡邑”的重要任务之一。西安作为陕西省会,国防地位十分重要,所谓“东接晋壤,西北塞垣”,处于山西与西北长城之间,而且所处关中地区自然环境优越,有“沃野千里”之称。曹金由此评价西安的重要区位称:“所谓要害,孰有急于此哉?”认为西安城墙维修确实应尽快开展。但是由于此次工程开支巨大,加之正处于“灾沴靡敝之余”,因而主管城工的官员“计无所措”,只能暂时搁置。

隆庆元年(1567)冬,张祉奉旨出任陕西巡抚。与嘉靖五年城工之前陕西巡抚王荩相似,张祉在大规模开展城工之前,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在政治、军事、经济、治安等多个领域开展革新。首先,城乡社会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各项制度、规章的确立以及严格实施,因而张祉重新申饬各项政令纲纪,严令官民遵守;其次,在社会治安方面,惩处城乡地区作奸犯科者,铲除恶名远扬的盗匪;第三,在军事领域,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其战斗力,停止向边远地区派遣驻军;第四,在农业领域,不仅推进田赋改革,而且修治水利基础设施,疏濬泉水、引水渠等水系,改善水环境景观;第五,在财政、商贸方面,商讨开展赈济与借贷,节约各方面开支。在上述革新过程中,陕西巡抚张祉“约己率下”,带头垂范,“殚厥心力”,因而能够获得官民的普遍支持,为大规模城工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民心与舆论基础。

从整体上看,隆庆二年城工分为至少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

在各项革新措施相继开展并完成之际,城池维修工程也进入了第一阶段。在张祉的指导下,先是对坍卸、倒塌、歪斜的城墙、城楼等进行针对性地修缮;同时,对护城河中阻塞、淤积之处进行疏濬、淘挖,在城壕边栽种柳树,在城河中种植荷花。经过初步修缮、疏濬,城墙、城楼、城河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护城河的景致变化最大,在城壕两岸栽种柳树,又在城河中种植莲花,形成“岸上柳”与“水中莲”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美丽景象,此后护城河就成为“垂柳”与“浮莲”共同构成的城市绿带。一方面,城墙、城楼由修缮之前的坍卸、歪斜的面貌一变而成为宏伟、严整的金城汤池景象,充分显现出西安城墙的防御功能得到恢复和提升,另一方面,护城河在疏濬基础上,又由官府植柳种莲,予以环境建设和美化,则彰显了西安护城河在雄浑之外的秀美一面,也反映出护城河不仅仅是作为城防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成为西安城市水环境景观的重要构件。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成化初年开凿通济渠引水入城以及灌注护城河时,即已开展过在护城岸栽种柳树,在护城河中种莲养鱼等环境治理、美化措施,而且在弘治年间西安的“城中之城”——秦王府城两重城垣之间的护城河也进行过大规模种植荷花、美化环境的建设活动。可以推测的是,成化、弘治时期的护城河环境建设史实,对隆庆二年城工第一阶段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前述原始文献记述仅寥寥数语,但在维修城墙、城楼、疏濬护城河、栽柳种莲的过程中,也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并且分为土建工程与绿化工程两大部分。修缮城墙、城楼、疏濬城壕等需要大量工匠和民夫,而种植柳树、栽种莲花则需要具有绿化特长的人员来指导和实施。从明代前中期西安开渠引水、疏濬城壕等工程事件来看,护城河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水系的组成部分,其沿岸栽植柳树的做法,与通济渠在城外渠道两岸栽种柳树的做法一致,对于加固城壕土岸,减少壕岸坡地水土流失和坍卸具有积极作用,同时,种植莲花在美化景观之外,有助于增加护城河水活力,减少污臭气味。

第二阶段

在完成第一阶段对西安城墙、城楼、护城河的维修与环境建设之后,此次西安城工即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在于将原本的“土城”重修为“砖城”。由于西安大城长达将近28里,因而工程较第一阶段更为浩大。

陕西巡抚张祉认为,由于西安城墙为“土垣”,因而难以抵御风雨、鸟鼠、地震等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决议为城墙砌砖,使之改为“外砖内土”的“砖城”,增强防护能力,也能持续久远。在此指导思想下,张祉下令砍伐大量“早河柳”作为燃料,由陕西按察司拨付给烧造砖瓦等建材的官员与工匠,以便烧制此次甃砌城墙所需的大量城砖。需要指出的是,陕西布政使曹金在其记文中所载的“早河柳”,遍检史籍,难详其意。而揆诸西安周边河流植被状况,此处应当是指“皂河④柳”⑤,即皂河河岸两侧种植的大量柳树。“早”与“皂”同音,且字形有相近之处,曹金原意应当即是指“皂河柳”。之所以致误,当属刊刻者之偏差。

皂河位于西安城西,离城较近,采伐其两岸柳树作为烧砖燃料,能够大幅度节约交通运输等开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西安城四郊之地基本上都已垦作农田,难得一见大面积的林木,而皂河河身较长,沿岸河柳数量庞大,若进行适度地“间伐”,或者采伐树枝而非主干,不进行“根株净尽”式地滥伐,则不仅能够为烧砖提供大量燃料,而且也不会对皂河沿岸植被和绿化景观造成根本性的破坏。早在成化初年西安城西通济渠开凿引水之初,地方官府就在陕西巡抚项忠、西安知府余子俊等指导下,在通济渠沿岸(包括护城河)种植了大量柳树,而通济渠是引潏河、皂河水入城的,因而皂河两岸种植柳树也符合当时在河渠沿岸种树固岸的一贯做法。若以成化初年在皂河两岸栽种柳树起计算,至隆庆二年时,这些柳树已经生长逾百年之久,堪称枝繁叶茂的大树,即便是采伐大量树枝,不伤及主干,也足可为烧砖提供大量燃料。

就烧砖的工艺而言,燃料是关键,原料土则是基础。西安地处黄土高原南缘的关中平原,城郊土壤也适合烧制砖瓦,因而在这方面并不会开支太大。虽然曹金记文并未明载烧砖的地点,但考虑到燃料来自近郊,砖窑应当也不会距城太远,这样均能节约大量运输费用。

曹金作为时任陕西按察使,从陕西巡抚张祉处领命之后,便指示咸宁县主簿李中节、长安县簿主董宜强等官员“监造”烧砖。先后新烧城砖逾48万块。与此同时,又对西安城中龙首渠、通济渠的废旧渠道进行疏濬,获得“废渠砖”10万块。总计为此次城工备砖超过58万块,在前期砖料准备妥当之后,“方图肇工”,可见砖料是此次改“土城”为“砖城”的核心工料。从乾隆后期陕西巡抚毕沅指导的维修工程所需砖块数量来看,58万块砖很有可能只是此次城工所需城砖的一部分。曹金的记文并未提及城工后期的情况,因而实际所用城砖数量更大。曹金在记文中并未提及城砖尺寸,但新烧造的城砖无疑为此后明清西安城墙所用城砖奠定了基本规制。一般城工中所用城砖尺寸应当统一,否则不利于砌筑。从此次城工大量使用“废渠砖”的情况似可推测,新烧城砖尺寸与原来砌造引水渠道的城砖尺寸一致。当然,“新烧砖”与“废渠砖”尺寸不一也有可能,即用于不同城段的砌筑,但一般不会在同一城段混用。

就在新烧城砖和“废渠砖”备妥开工之际,陕西巡抚张祉奉朝廷之命将调任“南都”——南京。对于大型城建工程而言,动议、主修官员在工程期间的异地调动有时会对工程进度造成极大影响。为了避免此一问题,张祉专门邀集主管民政与军事的首要官员,包括陕西左布政使上党人栗士学(又称栗永禄⑥)、陕西按察使曹金、陕西按察司“臬长”豫章人刘汝成、参知潮阳人陈宗岩、副都御使楚郢人曾以三、睢阳人张天光、古睦人李君佐,以及“阃率”(即统兵在外的将军)蒲坂人娄允昌、宁羌人丁子忠、镇西人丘民等人,向其阐明此次维修城工的重要意义。

张祉指出,他虽然希望接任官员“不宜喜功动众”,但由于城池维修工程已经兴工,不可就此中辍。只是在城工的开展策略上应当采取稳步推进,分段施工的方式,而不是全面铺开。张祉引用“筑舍道旁,三年不成”的典故来说明城工应尽快付诸实施,而不是在纷纭讨论中耽误进度。这则典故说的是一个人要在路边盖房子,他每天都向路过的人征求意见,结果三年过去了,房子也没有盖起来。陕西左布政使等军政官员均对张祉的意见表示赞同,认为“万夫之喋喋,不如一弩之矫矫,谓空言弗若行事也尚矣。况四序成于寸晷,千仭始于一篑”,希望张祉在调任离开西安前尽快筹画。即便得到了最高层级行政与军事官员们的支持,张祉仍认为应与更多中下级地方官员进行沟通、协商,以便工程顺利开展。他随后又与有“治行超卓”⑦之称的西安府知府邵畯、“职任贤能”⑧的西安府同知苏璜、宋之韩、通判谢锐、节推刘世赏、咸宁县知县贾待问、长安县知县薛纶,以及诸卫使、千夫长、百夫长等军队将领商议修城之事,众人“莫不躍然,咸对如诸司言”,均表示支持。从后来陕西巡抚张瀚题奏报请奖叙的名单来看,这些人均赫然在列,表明均在此次城工中发挥重要的督工作用。如贾待问后来还升任陕西巡抚。

张祉之所以要自上而下地与省级、府级和县级地方官员以及驻军将领进行协调,争取获得军地两方面的支持,就是由于西安城既是省会、府城,又是两县县城,而城墙、护城河的修筑,不仅关系到地方文化景观是否壮阔雄伟,更为重要的是,城工亦属于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与军队的关系密不可分。获得地方官府的支持,城工在财力、物料等方面就能较为充裕,在运输及与区域社会的协调方面能更为顺畅,而与军队将领通力协作,则有助于调动军队参与到城墙与护城河的维修中来,在人力方面能较少扰动普通民众。

在与各级军政官员取得共识后,陕西巡抚张祉进一步明确官员职责,指定由西安府同知宋之韩“倅总其事”,全面负责城工事宜,指挥陈图、田羽负“分理”之责,而协助配合、“赞襄提调”者为西安府知府邵畯。从这一任命可以看出,西安府官员作为介于省、县之间的桥梁,在城工过程中能够起到承领省级官员命令,督察县级官员具体监工等事宜的作用。同时,由军队系统的卫所指挥协助办理,也能更好地发挥军队的人力优势。

就在筹画大规模开展甃砌城墙等工程期间,有“边戍逋者”,即本应派往边疆戍边却逃散四处的军卒1400人,按照大明律法应全数抓捕惩处。张祉遂移咨陕西巡按御史王君赏,提议利用1400名军卒参加城工。王君赏一向敬重张祉,又考虑到甃砌土城的工程堪称“大防”,于是欣然同意,并且指出调用这些军卒参加城工,与征募民夫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同时采取“筑以代摄”的方式,招募逃散军卒赶赴西安城工处所参加劳动,从而免于抓捕、惩处,堪称一举两得的“正法”。在招募逃散军卒参加城工的告示发布后,散在各地的“逋卒欢声响应,不召而咸集”。这反映出该决策确属明智,既免于耗费大量人力四处抓捕逃跑军卒,又能够减少社会治安中的隐患因素;对于军卒自身来说,也可藉此城工机会免除被惩处的命运。而最重要的是,采取此项措施,不用搅扰区域城乡社会,就能在较短时间内聚集1400名青壮年劳动力,为后续城工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由于参加城工人员数量众多,每日饮食需要消耗大量工粮,则从省、府、县各级官仓划拨。

督工官员、城砖、劳力、工粮等皆一一到位之后,唯独甃砌城墙所需的建材“焚石”——石灰尚无着落。陕西左布政使栗士学与时任“府尹”曹金就此向张祉汇报,指出当时其他各省在征纳公粮时,允许输粟吏“纳楮以资公需”,即以货币代替粮食缴纳,唯独陕西未采取此项措施。因而建议由州县“自营输工所”,向西安城墙工地自行运输石灰,“事竣乃止”。这一建议得到张祉的首肯。

在人力、工粮、工料等准备就绪后,张祉等依照城工惯例,“卜日告土神,率作兴事”。选择良辰吉日开工兴建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建筑文化传统,对于督工者、承建者而言,都希冀神灵能够保佑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施工者的安全等,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鼓舞。

在首先针对咸宁县所辖东南城墙的甃砌工程中,为增强防御能力,曹金建议将原有的“女墙”形制加以改进,“令外方内阔,中辟一窦,斜直下阚”。经过改筑后的女墙“佥以为利御”。至此,东南隅城墙的甃砖、改筑女墙工程完成。作为第一阶段的样板工程,东南城墙的维修始于六月二日,经过闰六月,至七月二日告成,前后历时62天。经过甃砌砖石,这一段的土墙变为“外砖内土”的砖墙,“而东南一隅屹然金汤矣”,坚固程度大为提升。东南隅城工竣工之后,陕西巡抚张祉“巡行其下,喜动颜色”,遂与同行的副都御使张天光商议全面开展甃砌城墙事宜,并再次下令由西安府同知宋之韩负责“总理”。

由于东北、西北、西南三段城墙“周环咨度”,进行丈量后,测得三段总长共计3680余丈,以长度和工程量划分为120“功”,每“功”需要100名劳力完成,共需12000名劳力。而当时参加城工的“卫卒”总数为6000名,按此计算,每名“卫卒”仅需调用2次,即可完成全部工程。在城工中调用“卫卒”,无需像征募民间匠夫那样支付大量工钱,只需提供工粮,能大幅节省开支。

西安府同知宋之韩在初步查勘、估计上述三段城工的工程量之后,统计所需城砖、石灰和购买工粮的费用,总计需银25800余两。陕西巡抚张祉在获知这一开支总额后,称“一邑一郡城,费且巨万,况省会乎?”认为这一开支数额相较而言较为合理,倘若因为开支巨大知难而退,其后继任者可能也会继续怀有畏难情绪,城工就会搁置。张祉深知若自己继续留任陕西,城工则可继续,可惜自己即将调任南京,不得不在行前安排好后续城工事宜。

此时恰逢朝廷谕令陕西重视“城堑”的建设和维护,而张祉的修城之举与朝廷政令不谋而合。陕西都督府官员遂将内地民众出资建设、维修长城的大量拖欠、逃避款项征收后,供给西安城工使用。这种做法一方面反映出西安城墙维修与长城(边墙)建设同属军事防御体系的性质,因而得到都督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长城(边墙)维修具有专门的经费来源,以“逋金”(即被拖欠的应征款项)作为西安城工经费,既促进了长城维修经费的征收,也为西安城墙维修提供了充裕的经费来源。

在都督等军事主官的鼎力支持之下,城工的后续工程得以继续,陕西巡抚张祉为了彰显前述官员的“美意”,遂以告示的形式张榜各地,“关中父老靡不踊跃欢欣”,纷纷赞扬主导和支持西安城工的官员:“自督府公之莅我疆圉也,吾西土无烽火之惊焉;自侍御公之联辔八水也,吾秦氓无狐鼠之扰焉;自中丞公之抚我邦家也,吾灾余孑遗人人自以为更生焉,庆莫大矣!乃今一德同猷,固我缭垣,吾秦何幸?其永有赖乎!”充分反映了地方民众对于有德政的官员的拥戴,以及省级军政官员在城池建修上通力协作的精神。民众关于“吾西土”“吾秦氓”“抚我邦家”“固我缭垣”等的表述,虽然经由曹金进行了文字加工,但能透视出西安城工对于强化和凝聚民众的乡土情怀与家园意识具有推动作用。

在工料、劳力、工粮、经费等一一落实到位之后,工地自东南隅转移至东北隅,即从东门(长乐门)至北门(安远门)。这是西安城墙四隅中最长的一段。“东南隅迤西”即西北、西南隅两段的数百丈,西安知府邵畯建议在东北隅完工之后再陆续推进。

虽然工程尚在进展当中,但由于陕西巡抚张祉要调任南京,即将离开西安,因而主修人西安知府邵畯“更恐始之不载,将终之无征也”,希望将此城工过程曲折记录下来。于是率领下属官员拜访陕西布政使曹金,请纪其事。曹金在记文最后总结称,他在读到《诗·大雅·韩奕》所载韩侯初受王命,有“实墉实壑”之语时,曾慨叹“自古王公守国,曷尝不以城池为重哉?”读到《诗·小雅·黍苗》“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时,又充分认识到自古城工无不动用大量人力、无力、财力,所谓“营城之役,有不动众者乎?”历史上大量城池维修工程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也能够在此次西安城工中得以体现。

曹金指出此次城工之所以堪称一次里程碑式的工程,就是由于“此陕城者,繇唐而来,历五季宋元,入我国家,垂七百年间,未有营以砖者”。明代西安城是在唐代皇城的基址上扩建而成,具有悠久的历史,从这一角度而言,曹金的评述可谓一语中的,在此之前,文献中均未见记载西安城墙为砖城,自张祉甃砌之后,则土城变为砖城,无论是城墙外在的景观面貌,还是内在的防御能力,都大为提升。同时,曹金认为,正是由于砖城的营建较土城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在长达约700年间,从唐长安的皇城,到五代改建的长安城,以及宋金元、明前期的西安城墙,均为土城。至隆庆二年,陕西巡抚张祉敢于完成前人未曾实施过的甃砌工程,先以东南隅城墙为前期样板工程,“非心切乎民而有是耶?”曹金固然是以此褒扬张祉,但也可视为是赞扬以其为首的众多军政官员。正是这些官员群体能够“心切乎民”,才会维修、加固能够保障阖城官民安全、维护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础性防御工程。在曹金看来,张祉在奉命调离之际,还能始终关注城工进展,多方联系,积极解决经费等问题,安排好其调离后的建设事宜,以确保甃砌工程不因主政官员调任而半途中辍。曹金在记文中引用《周易》卷三《蛊卦》之语,赞扬张祉在离任之前坚持安排好修城之举堪称“孜孜幹国之蛊”,就此而言,“岂可与世之愤然穷日者同年而论哉?”此处引用《孟子·公孙丑下》中的典故,盛赞张祉的做法远非某些好大喜功但却只有一时热情的人可比。

依照工程进度和工程量大小推算,东北、西北、西南三隅的甃砌城砖工程很有可能延续至隆庆二年底,乃至于隆庆三年。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中西交流史。)


① 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清康熙刊本。

 康熙《咸宁县志》卷八《艺文》,清康熙刊本。

③ 康熙《咸宁县志》卷八《艺文》,清康熙刊本。

④ (宋)宋敏求:《长安县志》第十一《县一》,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⑤ 今W020130426362685331137.jpg河,在民国以前写作皂河。本文沿用古代的叫法。

⑥ (明)杨博:《本兵疏议》卷二十三《覆巡抚陕西侍郎张瀚修城开堰叙功行勘疏》,明万历十四年刻本。

⑦ (明)高拱:《高文襄公集》卷十四《掌铨题稿·叅廵按御史王君赏举劾违例疏》,明万历刻本。

⑧ (明)高拱:《高文襄公集》卷十四《掌铨题稿·叅廵按御史王君赏举劾违例疏》,明万历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