鄠邑北乡的春节游祭城隍活动(上)

来源:孙立新 时间:2020-09-18 09:53 点击:375 打印: 分享到:

本文是在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节日志·春节志(陕西卷)》(项目编号JRZCH200601,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子项目《陕西省西安市户县北乡春节游祭城隍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缩减而成的。为了完成本课题,我们于2015年10月至今,对本课题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和梳理研究。以下按照该成果的内容,把鄠邑仍然叫作“户县”。

一、户县北乡的三尊游祭城隍

城隍是道教所传守城之神。唐以后郡县皆祭城隍,宋以后更为普遍,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规定全国各省的府、州、县之城隍神并加以祭祀。户县、咸阳县城的城隍庙建于洪武四年(1371),如今保存完好的陕西省三原县城隍庙建于洪武八年(1375),西安都府城隍庙则建于洪武二十年(1387)。

旧时,户县除县城和主要集镇都有城隍庙以外,北乡以及西乡部分村庄还有三尊游祭城隍。其中大城隍是“诓楚”救刘邦被项羽烧杀的纪信,刘邦得天下后封他为十三省总城隍,户县民间的游祭大城隍活动大概始于明代中叶;二城隍是为明王朝奠基有功、于康郎山以身殉国的韩成,死后葬于户县韩村韩仙冢,追封“高阳忠壮侯”,户县民间的游祭二城隍活动始于明末清初;三城隍周苛,沛人,汉高祖时为御史大夫,楚汉荥阳之战被擒,宁死不屈,被项羽烹之,苛曾作官于户县,高祖思其忠烈,命州县祭之,户县民间的游祭三城隍活动始于清末。

1958年破除迷信过程中,户县北乡的三尊游城隍以及城镇的城隍均被毁掉;如大城隍毁于富村。

1987年,户县渭丰乡贞守村雒大荣等老人及诸多善男信女重塑了大城隍像,并于1988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开始,在贞守村学校(当时有小学和初中九个年级;曾经是庙宇)操场举办了为期五天的会城隍活动,每天有几万人参加。会城隍活动刚一开始,户县县委、县政府基于一些人的“意见”(“封建迷信”抬头),想对这件事予以干预,时任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领大批干部和部分干警到达贞守村以后,发现人山人海,随即认为对此应当予以“冷处理”。鉴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态度,定周村李廷孝、李兴武等人首先倡议成立“民乐(‘欢乐’的‘乐’)会”,马上恢复当地传统的游祭城隍民俗活动,迅即得到各村的纷纷响应。民乐会成员逐户凑集款项后,旋即将这些款项交到“民乐总会”。因为把城隍供奉在学校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很快,贞守村民乐会将神像等移到庙宇里了。基于这一重要情况,1988年内部出版的《户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四期刊发了教师出身的户县耆宿、时任县政协委员、渭丰乡渭曲坊人段幼峰先生的《户县北乡的游城隍》一文。

按照传统程序,1989年元宵节前夕,应当由小王店从贞守村将大城隍接走,但是,贞守村民乐会不同意;客观地讲,贞守村民乐会雒大荣等老人的前期工作,真可谓历尽艰辛。这时候定周村民乐会出面要求将大城隍接走,贞守村民乐会基本上同意了。1989年元宵节期间,西安一带大雪纷飞,按照当地传统习俗,要在元宵节前夕将大城隍接走,困难重重。待正月十八日,天晴没几天,道路还比较泥泞,提前准备了一两个月的定周村,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当时5000多口的一大村人到贞守村去接城隍。因为贞守村不同意别的村接,就把神像等放了好几处,定周村人经过多方搜求,最终将城隍接走。在接走之前,当时的定周村民乐会秘书长李兴武讲了话。

定周村号称户县第二大村,是一个自然村,旧时是“七村九社”,如今为六个行政村(从南向北依次是定一、定二、定三、定四、定五、定六),6000多农业人口;该村有张、李、赵、杨、夏、石等大姓。长期以来,该村有耍热闹的传统,传统艺术形式有当地常见的三种社火:芯子、高跷、马社火,还有剧团(改革开放后停办)。即使“文革”期间政府屡次禁止所谓的“四旧”,不让耍热闹,别的村可以听,定周村偏不听。定周村人心齐,敢作敢当。

按照以往的仪程,第二年元宵节以前下一个村(龙台坊)必须把城隍从定周村接走。这时候县委、县政府对游祭大城隍的各村发出通知,要求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与村“民乐会”的领导共同负起“民乐”的责任来,于是,基本上没有人再提“封建迷信”了。

大城隍的各村已搞得轰轰烈烈了,其他两个游城隍所辖的村子也迅速恢复了游祭活动。

户县三尊游城隍所管辖的村子基本上都在县城以北,基本上占了户县平原地区面积和人口的一半。下面是三尊游城隍所管辖村的迎祭顺序以及归属等情况。

大城隍总会

迎祭顺序为:定周村、龙台坊、宋村、康王村、富村、梧村、兆伦村、凿齿村、王守村、什王村、贞守村、小王店、留南村、马营村、余姚村、三过村、祁村、渭曲坊、元村。

归属于大王镇的:龙台坊(5个行政村:陈王堡——龙西、冯赵堡——龙新、营日堡、宋家堡、史家堡)、宋村(2个行政村:宋东、宋西)、康王村(4个行政村:康东、康西、康中、康北;按:旧时还有康南,在康中之南,因为在建国初人口不足如今一个村民小组,所以,划归于康中;素有“康王村五堡”的说法)、富村(南北二堡1个行政村)、梧村(3个行政村:梧南、梧中、梧北;建国前,梧南归户县,梧中归咸阳县,梧北归长安县;也就是说,建国前,梧村人接城隍,分属3个县的堡子都参加,历史地看,大城隍曾延伸到了户县所毗邻的咸阳和长安)、兆伦村、凿齿村(4个行政村:凿东、凿西、凿南、凿北)、王守村(1个行政村,目前3个自然村:大堡子、黄家庄、凤凰嘴)、小王店。

归属于渭丰镇的:定周村、贞守村(3个行政村:贞东、贞西、贞南)、留南村(2个行政村:留东、留西)、祁村(2个行政村:祁南、祁北)、渭曲坊(2个行政村:渭南、渭北)、元村(东南西北4个自然村,如今6个行政村:元一、元二、元三、元南、元西、元北;1958年元东分为元一、元二、元三)。

归属于涝店镇的:马营村、余姚村、三过村。

归属于五竹镇的:什王村。

二城隍总会

迎祭顺序为:牙道村、野口村、真花硙(抗日战争期间该村关麟徵将军把村名写作“振华威”,今亦写作“振华威”)、显落村、莫寺坡(历史上长期写作“秣师坡”)、南庆叙、韩旗寨、坡头村、周店村、李伯村南堡、崔村、坳河村、赵王村、小寨、西羊村、孝义坊、韩村、郭村、东羊村、李伯村中堡和北堡、文义村(该村民国期间退出,因为该村建国前很早建立了新式小学,创始人张子嘉、张鲁岑两位先生对于接城隍这一活动坚决反对;两位先生创办的苍溪小学培养了长安、户县一带众多的国家栋梁之才,户县籍的军政人物如杨明轩、赵寿山、关麟徵、姚警尘、姚克)。

归属于五竹镇的:牙道村(3个行政村:东牙道、西牙道、南牙道)、野口村、真花硙、显落村、莫寺坡、南庆叙、韩旗寨(两个行政村:韩东、韩西)、坡头村、周店村、李柏村(3个行政村:李南、李中、李北)、文义村。

归属于城关甘亭街办的:崔村(3个行政村:崔东、崔西、崔北)、小寨、羊村(东羊村和西羊村参加,南羊村不参加)、孝义坊(2个行政村:孝东、孝西)、韩村(2个行政村:东韩、西韩)、郭村(2个行政村:南郭、北郭)。

归属于渭丰镇的:坳河村(3个行政村:坳一、坳二、坳三)。

归属于涝店镇的:赵王村。

三城隍总会

迎祭顺序为:六老庵、南河头、西坡、三旗、元王店、索家庄、晋侯村、陂头村、洪洞庵、宁羌硙、中原寺、百福村、皇甫村。

归属于城关甘亭街办的:六老庵、南河头、西坡、洪洞庵、宁羌硙、中原寺、百福村。

归属于玉蝉镇的:三旗、元王店、索家庄、晋侯村、陂头村(陂头村为唐代皇家园林渼陂湖所在地,近年来,陕西省人民政府斥巨资维修了渼陂湖,目前已经成为西安市最佳的旅游胜地之一)。

归属于涝店镇的:皇甫村。

为了加强对游祭城隍民俗活动的领导,户县成立了北乡民俗文化保护协会,由退休干部、曾任县委研究室主任、大城隍所在的元三村樊义廷担任这个协会的会长(樊目前为市级“非遗”传承人)。目前大城隍总会会长为王守村胡鸿飞,樊义廷兼任秘书长;二城隍总会会长为韩东村尚振琦;三城隍总会会长为皇甫村李仁龙。二三城隍总会均设顾问三人,均系原任会长。

二、户县北乡人文概况

户县夏代为有扈氏之邑,周代秦国改“扈”为“鄠”,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设置鄠县。1964年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鄠县”改为“户县”。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长安一带建都期间,户县为京畿之地,宋代及其以后,户县基本上长期归西安府管辖;1983年10月,户县由咸阳地区划归西安市管辖。

关中谚语云:“金周至,银户县。”户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之邑。作为京畿之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周、秦、汉、唐在长安的辉煌给户县平添了许多优势,中国历史上以秦商、晋商、徽商最为著名,秦商的筚路蓝缕以户县牛东村一带的商人进入康定打箭炉为标志,最辉煌的历史是入川进藏,然后到达中国东西南北,甚至步入国外,中国的许多名酒跟户县商人有关,户县商人把本地的龙窝酒或西凤酒曲拿到南方,教给当地人酿酒的方法;三原、旬邑等地大商人的崛起比户县商人晚了好几百年。明清以降户县北乡人经商一般在甘肃等地,陇南等地如徽县、两当、武都一带都有大批户县北乡(主要是大城隍所在村大王镇、渭丰镇、涝店镇一线)的移民。

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兴起,户县各界仁人志士领风气之先,小学不说,陕西有的县份初中都办得很晚,户县有三所,还有高中一所,师范一所,那时候陕西就那么几所大学,户县有一所大学——知行农业专科学校(主要聘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教师授课)。过去,户县归咸阳地区的时候,每年高考录取占到地区一半,据说北京有户县人1万户,户县目前在外的教授最少有1万;大城隍所在的村子民国以来涌现出省军级及其以上官员最少在30人,如富村1000多口人的村子就有3人;户县目前最著名的两个科技界精英都是大城隍所在区域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所所长李醒民是龙台坊史家堡人,他在学术方面追求卓越以及人品的耿直狷介是许多混饭吃的读书人远远无法企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雒建斌是贞守村南堡人,他的弟弟雒建林教授和堂妹雒冰博士也相当优秀。

就大城隍所在的村子来看,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富裕起来了。这一带如今形成了经济优势的若干个专业村,带动了一方经济的迅猛发展。定周村目前是纸箱专业村,辐射到周围5—10公里,用劳力超过了5万人;龙台坊是屠宰业专业村,龙西、龙新两个行政村在改革开放以前常常有人做所谓的“投机生意”,改革开放后他们如鱼得水;宋村是蔬菜专业村,目前已经辐射到周围七八公里,宋村一带的蔬菜远销到内蒙、宁夏、甘肃、山西和陕北等地;康王村的龙头企业是翻砂厂,其产品曾经销往好多省份;富村的优势是酿醋,大王镇也有好多醋坊,当地的醋和岐山醋基本上垄断了陕西和附近省份;梧村、兆伦村、凿齿村、王守村、什王村、贞守村的优势是砖瓦厂,这些村在郿坞岭上,黄土层很厚,西安、咸阳等大中城市建材中的砖基本上来自这一带;元村的优势也基本上是纸箱。

目前户县有四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城隍所在的区域就有两个:一个是位于祁南村的公输堂,一个是位于梧村与兆伦村之间的秦汉国家铸币遗址中官城。

当地的主要“非遗”情况是:2008年,户县北乡游祭城隍民俗活动被评为西安市“非遗”保护项目,2009年被评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2014年12月3日,国务院公布西安市城隍祭祀民俗活动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这个项目是综合了原来三个省级项目(西安都府城隍祭祀民俗、长安区王曲十三省都府城隍祭祀民俗、户县北乡游祭城隍民俗活动)而形成的。户县农民画也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户县北乡游祭城隍的村子有宋厚成、仝延魁、阎玉珍、刘惠生等著名农民画家。户县社火、户县北乡锣鼓等是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户县渭丰镇留南村锣鼓于2016年在春晚上表演,受到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我们所观赏过的芯子社火,以长安区冯村为最好,最近才由长安区申报,评为市级“非遗”项目;长安、户县交界处偏北一带的芯子社火很普遍地都很好,比如大王镇东西村、定周村、坳河村、留南村、凿齿村、元村等村的芯子社火比许多省级、市级“非遗”项目中的芯子社火都好得多。

就敲锣鼓来说,如本课题负责人孙立新的家乡大王镇宋村游城隍恢复后第一次接城隍是1991年正月十二日。因为村内每年敲锣鼓只是极少数人,主要限于春节期间给军烈属拜年,在当地的水平最多是中下游,全村人口当时是宋东1000,宋西1100,因为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真的富裕了;当时宋村比周围村,因为人均土地面积大富裕程度要高出一半左右,必须搞得尽可能好些。这是一个在当地算不上很大的村子,还要把事过得尽可能好(过事:特指办理婚丧大事,也指举行大的文化活动等),而敲锣鼓所能够达到的激越昂扬、震撼人心、催人奋发、给人愉悦等必须得以充分表现,于是,这是重点活动中的重点。于是,首先在老艺人的教导下把基本的鼓点(鼓点名《十样景》,跟大王镇东村的鼓点一致。第一景:凤凰单展翅;第二景:鹦哥上架;第三景:狮子滚绣球;第四景:黑狗跳墙;第五景:黑驴滚蛋;第六景:二龙戏珠;第七景:喜鹊啄食;第八景:龙斗虎;第九景:孔雀开屏;第十景:孙悟空翻跟头)学会,然后每天来练习,越接近期限,还有队列、行进鼓点、驻足鼓点,还有牛拉鼓与大鼓、号与锣鼓之间的配合等等。每天十四五甚至十七八个小时的训练,中青年男子的胳膊都肿了,还得练。正月十二日到龙台坊大庙去接城隍,因为要从当时的村委会办公室(临时城隍庙)出发,两个行政村的仪仗队在这里集合。按照当地忌讳民俗,不能走回头路(娶亲时特别忌讳走回头路),出发的路线是向东到东边的南北路往南走,到户县东西一号路再往西,到了南北六号路十字往南三百米再往东拐进陈王堡大庙,这期间鼓声不能歇息。九点从村里出发,午前到达接城隍地点,接的路上走了两个半小时。到了大庙门口,还得敲一两个小时。到了未时后期,龙台坊要举行送城隍仪式,民乐总会(当时大城隍总会会长由定周村人担任)会长要讲话,龙台坊分会会长也要讲话,要宣读送城隍祭文,歇息不足40分钟,接城隍仪式就开始了,这时由大城隍总会会长发布指令:“现在由宋村城隍分会进行接城隍仪式!”分会会长和文武祭官(旧时,二人由一文一武的有功名者担任,宋村当年选取四位农民或工人组成文武祭官;原拟定的政府或军界干部被本单位领导阻止)就位以后,宋村锣鼓队敲了起来,龙台坊五个堡子的锣鼓队也要敲起来。这里还有一个麻烦,当地鼓点都是《十样景》,但各村之间有节奏等方面的一些差别,还有一个排除干扰的问题。记得当时的排干扰训练是,宋东西两个行政村的锣鼓队在一起各敲各的,这样训练了好几次。城隍爷夫妇的塑像被抬出大庙,各个堡子的锣鼓敲得更加起劲了。待城隍爷夫妇被扶进轿子以后,开始行进,龙台坊五个堡子的锣鼓队先是驻足敲打,宋村两个锣鼓队随着彩旗等行进,城隍爷夫妇坐的轿子随后,龙台坊五个堡子的锣鼓队跟在城隍轿子后边送行。从陈王堡往东再到达营日堡,到了营日堡十字往北(此处的南北路称作“大宋西路”,“大”指大王镇)到达宋西村西边十字,再往东到达宋东村委会办公室,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城隍必须在天黑前进庙,进庙前锣鼓才能停下来,进庙后还要敲一曲《十样景》。这总共是8公里路程,这一天敲锣鼓的每一个人都累到了极点。

这一年户县举行了首届锣鼓大赛,宋村的两个锣鼓队根本就不想参加,其理由很简单,户县北乡锣鼓,以留南村、定周村、梧村、凿齿村、李柏村、孝义坊、大王镇(东村、西村)、元村、李柏村、坳河村、贞守村、渭渠坊、富村、史家庄等村最为有名,李柏村、留南村、孝义坊、大王镇、梧村、凿齿村、定周村等村多次到外省甚至国外演奏锣鼓技艺。户县北乡锣鼓以阵容宏伟、气势磅礴、声震寰宇而著称,一般最少有一面牛拉鼓,30面大鼓,每面大鼓配4副铙;而定周村敲锣鼓时往往动用一二百面大鼓、一个行政村最少一面牛拉鼓,人多势众,阵容超大。这个想法让大王镇当时在县上担任县级领导的赵学民(时任县政协主席,富村人)、张克仁(时任县人大副主任,康王村人)、宋志廉(时任副县长,龙台坊人)、阎德甫(时任副县长,凿齿村人)知道了,他们说,只要参加,估计最少是三等奖。这样,大大激发了两个锣鼓队的兴趣,半夜就起来练,结果,宋东是二等奖第二名,宋西是二等奖第八名;当年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事后,据好多评委讲,假如宋东西能够合成一个锣鼓队,就是一等奖。好多村的锣鼓老艺人都对宋村两个锣鼓队赞赏有加。

孙立新作为西安市“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在评审某个打击音乐项目的时候对著名鼓舞专家李开方先生说:“这个项目的整体水平比我的家乡户县北乡锣鼓要差很多,希望李老师予以实地考察。”李先生很重视;目前户县北乡锣鼓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如2010年杭州出版社和美国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谷玉梅、李开方、梁挺合著的《陕西民间鼓舞博览》就没有介绍户县北乡锣鼓)。户县北乡人的性格具有勇猛、刚毅等特征,这很可能跟这一带人曾经有许多“军户”有关,如定周村在明代时为“十户军家”;当地人至今仍有尚武的风俗。抗日战争期间,这一带追随抗日英雄赵寿山(曾任38军军长,定周村人)、关麟徵(曾任52军军长,真花硙人)的志士很多,每一个村子都有为国捐躯的义士。基于此,户县北乡人敲锣鼓的确是鼓足了浑身的劲并且又不失精到的;尤其是当地男子敲锣鼓。

提起“非遗”,孙立新一直对家乡宋村竹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一位县级领导认定为所谓的“封资修”扼杀,至今许多技艺失传而痛惜。这是孙立新走南闯北见到的最好的竹马,因为综合了各地竹马的许多优点。其中有一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鼓词可以反映大城隍所在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来:“姚村(余姚)的辣子马营的蒜,元村红芋担百担(元村处于涝河汇入渭河处,当地沿滩土壤的特点是,黄土中沙子比例较高,红薯产量很高,口感很好,又不伤胃;红芋:红薯),定周村社火实好看,宋村的竹马实好看,西江渡沟子撅起教人看(宋村东边的长安区西江渡村盖的厦房很多,并且很多厦房的背墙面对大街,当地人叫作‘倒沟撅厦子’;沟子:屁股)。”

大城隍所在区域改革开放前有剧团的村子很多,如元村、定周村、大王东、大王西、梧村、凿齿村剧团传统秦腔普遍唱得很好。“文革”期间元村剧团有好几位专业演员,李玉和由乳名叫作竹娃的老人扮演,其女儿扮演铁梅;大王西剧团演出《沙家浜》时名字叫作凤的扮演阿庆嫂很受好评(凤在《红嫂》里扮演红嫂也很成功)。改革开放后,元村剧团曾在西安某大型剧院演出,受到西安市民的称赞。秦腔老一辈著名演员刘箴俗(刘箴俗与梅兰芳、欧阳玉倩齐名)是李柏村人,“麻子红”移居宋村,他在户县带的徒弟很多。

户县北乡尤其是大城隍所在区域的大村落很多,3000人口以上的有定周村、凿齿村、元村、龙台坊、康王村、梧村、王守村、贞守村等,由于村内人口众多,为举办大型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其中定周村、凿齿村、元村目前农业人口分别居户县二、三、四位。

我们在写这个调查报告的过程中,一直对极力促成恢复大城隍游祭活动的李廷孝、李兴武深怀感佩之心,特意于2017年8月25日采访了李兴武。李兴武生于1950年,1968年初中毕业回家当农民,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定二村党支部书记。他既是一位劳动积极的忠实农民,又是一位爱热闹,热心艺术等事业的文化人。我们最关心的是1989年定周村接城隍时的情景。他说:即使是雪后没几天,路还不太好走,定周村接城隍的队伍还是按照原定时间赶到了贞守村;附近看热闹的人到了许多。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些老人,有的老人是一瘸一拐地到了庙前。那时候的仪程也不正规,我以定周村民乐会秘书长的身份讲了话。大意是,适逢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我们这一带传统的游祭城隍活动得以恢复。我们一定要跟着党走,团结一致,努力生产,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后来,《陕西日报》记着就这次接城隍活动进行了采访,以《苦无新雅舒情义乐向旧俗觅精神》为题予以发表。

2007年3月1日定周村接城隍时,李兴武是抬城隍爷塑像的人物之一,给人留下威武雄壮的深刻印象。

(未完待续)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