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孤儿教养院须当说清的几个问题

来源:王民权 时间:2020-11-18 10:57 点击:219 打印: 分享到:

西安孤儿教养院是民国年间著名慈善家、兴平张子宜先生倾心创办和经营的一所著名的慈幼机构。近多年来,有关子宜先生和这所慈幼机构的介绍文字,可谓多矣,其对于先生,大致上都是以“老同盟会员”“民主革命先驱”“现代慈善事业先行者”“现代著名教育家”“陕西慈善第一人”和“著名宗教爱国人士”定位的,似乎并无若何的争议;而西安孤儿教养院则不然,表面看着似无纠纷,实际则不争之争的说法仍是不少,有些甚至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或者根本就是坊间杂谈,道听途说,长期不见一个堪称可靠的版本。笔者既往亦曾几度接触过这个话题,惜焉未深措意愧并无特别的研究,只因最近看到有写新城操场巷的文章提到朱庆澜将军早年创办的陕西灾童教养院,时间、人物有所交叉,下势集中翻查了若干资料,感觉如鲠在喉,不说不行,遂思择取下面几个关键的问题,试着做些厘清申说的努力。

一、西安孤儿教养院的名称及其变化

诚如前述,西安孤儿教养院的名称或曰全称就叫“西安孤儿教养院”,这在该院“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7月出版的《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中,已讲得再清楚不过,且其中所刊《本院章程》首章总纲的第一条,就是“本院设立于陕西省城内,定名曰西安孤儿教养院。”所以,社会上一直存在的“西安孤儿院”的叫法,只能视作民间对它的一个简称和习惯叫法;《西安市志》第七卷《社会志》的“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条下,称其为“私立西安孤儿教养院”,既没有任何的根据,也不合彼时机构命名的规矩(据闻“私立”子宜先生素忌冠其“私立”之说,不得已而曾有“私立而不私有”之语,何况此处是将“私立”置于“西安”之前),颇显得随意。有资料说,该院后来又改名“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或简称“西安子宜育幼院”,细考亦宜非凿空之谈,民国西安市政府《西安市政统计报告》(1947年8月-1948年6月)的社会救济类中,“配发救济院所膳食费”和“公益慈善团体”两表之下,就分别出现有“私立子宜育幼院”和“子宜育幼院”两个“单位名称”;1950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之后将其更名为“西安市子宜育幼院”,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其更名“育幼院”的时间,决不会是《西安市志》“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条下的“民国20年(1931年)张子宜任院长时”(附带说一句,子宜先生自始就是院长而非1931年才出任院长),也决不会是《西安市志》第七卷《社会志》“私立庆澜育幼院”条下所说的,“民国36年”即1947年陕西灾童教养院由当时省政府社会处改名私立庆澜育幼院的时间,而极有可能是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公元635年-1980年,李因信编)所说的“1946年”(第五篇第二十章:《张子宜牧师创办的孤儿院》),或者说,是1946年6月以后的某个时间。因为1931年7月出版的《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仍称该院为“孤儿院”而非“育幼院”,已如前所掲,而子宜先生后人和平君长期致力于其曾祖及西安孤儿教养院资料的搜集,日前曾对我肯定地说,他曾亲眼在他所见的民国档案中,看到过1946年6月国民政府社会部发布的一份命令,要求全国所有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更改名称,明确其中要加上“私立”二字和所在市县和创办者的名字(但不带“市”带“县”);1946年10月8日子宜先生为将尚仁路旧址辟为民生市场给西安市政府的呈文,和同年11月14日就此事给西安市政府的训令中,该院的名称都已经写做“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矣。如果再想说得具体一些,那就是1946年的8月12到10月8日之间,因为是年8月12日该院为请准民生市场开业给市政府的呈文,还是以西安孤儿教养院的名义发出的,而这则是目前所见西安孤儿教养院对外发出的最晚一件公文。

时常有人说,子宜先生创办经营的西安孤儿教养院,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儿童福利院,或者反过来说,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就是子宜先生原来创办经营的西安孤儿教养院,而正规点的说法,如《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卷子宜先生本传中,则是:“西安市人民政府1950年接受子宜育幼院,改名西安市儿童福利院。”质实地说,这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或者严格讲来,或者根本就是不正确的。盖以实事求是地讲,这中间还隔着西安市人民育幼院、西安市儿童教养院、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和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若干阶段,而据《西安市志》第七卷《社会志》的记载,西安市人民育幼院乃是“1950年8月市政府接收‘私立庆澜育幼院’,1952年经调整更名为‘西安市人民育幼院’,2月迁太乙宫与‘子宜育幼院’合并,仍称‘西安市人民育幼院’,并在西安城内东四路设西安办事处。”西安市儿童教养院是1956年8月由西安市人民育幼院改得的,西安市儿童福利院是1960年由西安儿童教养院改得的,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是1972年由西安市儿童福利院改得的,今天的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又是1984年由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改得的。说明其前后不仅曾历经多次演变,亦且还牵涉到私立庆澜育幼院,是私立庆澜育幼院先改名西安市人民育幼院之后,西安市人民育幼院又迁至太乙宫并将西安市子宜育幼院合并其中时,西安市子宜育幼院才更名为西安市人民育幼院的,并非是西安市子宜育幼院独家、最先、直接就更名为西安市人民育幼院的。因而从构成上讲,今天的西安市儿童福利院,不特有西安孤儿教养院的成分,也有私立庆澜育幼院,(1969年并入的西安市解放路育幼院,也应该算一块),只不过后者先行更名之后迁到前者所在的太乙宫,使其也随着合并更名而已。许多人不了解这些曲折,正是导致其误会的原因所在。

二、子宜先生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的原因及其资金来源

《西安市志》第七卷“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条下记载:“民国10年(1921年)冯玉祥拨款1万元委托张子宜初建院于尚仁路(今解放路)并成立董事会……”言下子宜先生之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是受冯玉祥将军委托的,创办费也靠的是冯玉祥将军资助的1万元。而《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相关章节记载:“‘西安孤儿教养院’正式成立于1921年(民国十年),它的前身为冯玉祥将军督陕时设立的‘西安第一平民工厂’。那时,张子宜任该厂经理,招收失学青年,教以生产技能。开工不久,冯玉祥西北军离陕,将全部财产交给张子宜筹办‘西安孤儿教养院’……”;政协兴平市委《兴平古今名人传略》记载:“当时冯玉祥任陕西督军,聘请张子宜为第一平民工厂经理。1922年,冯玉祥离陕,工厂停办,经冯玉祥同意,张子宜将工厂所余物资,具造清册,作为创建孤儿院的费用。后又在各方人士的帮助和支援下,于1922年重阳节这天,孤儿院正式成立……”又言下其创办资金,既有冯玉祥将军所办陕西第一平民工厂的“全部财产”或“所余物资”,也有“各方人士的帮助和支援”,总之其创办不管怎么说都有冯玉祥将军的功劳。无如《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三)《创办的动机》则说:

民国九年三月,张子宜先生代表西安青年会赴天津出席青年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转赴北平参观各名胜地方,到了龙泉寺孤儿院,详细参观,对于该院的种种设施,颇为钦佩。回陕后,适值陕省歉收,西安市上漂流乞食的孩童,触目皆是;鸠形鹄面,异常可怜,若不设法救济,将来不死于饥寒,即入于下流!张君目睹心伤,拟设院收容,但不特没有地址,又没有粮款,且有多数亲友,认定这种事业不易举办,对于张君常发表不同情的言论使这种事工(功),几乎中止!后来张君又回想一个出世的老和尚,且能办成那样完善的孤儿院,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就下了“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决心,不避艰难,不惮劳苦,总要组成一个西安孤儿教养院。

(四)《筹备的经过》则说:

张君既下了决心,要组织孤儿教养院,于是就东西奔波,各方呼吁,联络各热心慈幼事业的善士们,共同发起着手筹备,藉收众擎易举的效果。当时有唐慕汾、高少农、王仲和、阎瑞庭、俞绍儒、俞嗣如(儒)、孙奉堂、杨叔吉、阎少菴、高价人诸先生,首先赞成,并愿担任筹备的责任。乃于民国十年四月六日,假西安中华基督教会开筹备会议,拟定章程,着手进行。以后又开筹备会议数次,因没有适宜的地址,又未筹到大宗款项,不能即刻成立。幸承孟津生先生函请陆少(绍)文先生,将在西安旧满城内所购之地,捐助二十亩作为院址,乃兴工建筑,积极筹备。后又有郭希仁、董雨麓、石雨琴诸先生先后加入,襄助一切,到了十一年九月九日,遂宣告成立(按据《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廿五周年纪念特刊》本院创办于民国十一年重阳日”一语,此“九月九日”当为传统农历而非公历)。

明白的都不曾提到冯玉祥将军,更别说他的“委托”和“拨款1万元”了,诚不知这《西安市志》的记载,究竟据何而来?《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和《兴平古今名人传略》的记载,又是据何而来!爱史读史的人们,端的应该对其持以必要的警惕,勿为所惑。

三、城内西安孤儿教养院的规模及用地来源

《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有个说法,说“孤儿院院址在今解放路(原尚仁路)中段,先由陆绍文捐赠田产廿亩,后来冯玉祥又劝捐百亩,共120亩,作为孤儿院基地(包括今解放路东二路到东四路大片土地)。”前面“廿亩”属陆绍文(即陆承武,陆建章子)捐助的说法,质以上引《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的记载,不为无据,后面“100亩”属冯玉祥将军劝捐的说法,则不无矛盾之处。原因是《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十一)《十年的回顾》清楚地记载着:

院址的加大  本院筹备了七八个月的功夫,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地址,因这个缘故,几乎又中止了。后来承孟津生先生函请陆少(绍)文先生捐空地二十亩,乃得建筑房屋,正式成立。到了十五年的时候,因陕省遭了八九个月的兵灾,孤儿忽然加多,房屋亦加增数倍,所有二十亩地址,已经觉得太窄小了,对于各种计划,无法实施。到了十六年五月,蒙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先生,将本院东、北两面所有公家地亩,划拨本院百亩,于是将院址特加扩大,并添设农棉试验场、蔬菜园等。这一百二十亩大的院址,实是梦想不到的。

明摆着是另一个版本,而孰是孰非,令一般的读者煞是作难。其实此事发生于1927年春间,且当时的公文已说得相当清楚,不存任何纠葛,如是年3月27日,冯将军批复子宜先生为请将红城东北隅公家所管陆少(绍)文地亩拨付孤儿院若干以资扩充的《国民联军总司令批》(财字第八二号)写道:

呈悉。查该院教养孤儿,系社会公益事业,所请拨地扩充院场一节,应予照准,除令驻陕总司令将红城东北隅公家所管陆少(绍)文地,就该院附近查拨一百亩以资扩充外,仰即知照。此批。

是年5月9日,右任先生、邓宝珊将军联名促请子宜先生为在红城东北隅官地内丈地一百亩并标记界限绘具略图呈请备案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指令》(第2041号)写道:

呈表均系。案查前奉冯总司令训令饬将红城东北隅公家收管陆少(绍)文地亩,为该院划拨一百亩到部。当以该处地亩系由西北大学移交中山学院接管,随□函达中山学院查照在案。兹据呈称业将令准划拨之地如数丈量标记界限,自应准予备案由该院接管,仰即知照表存。此令。

可见实际情况是,拨地之事是子宜先生向冯将军提出来的,冯得呈后即命令驻陕总司令部划拨百亩,并及时将此消息通报给子宜先生,右任先生不久就遵令照办了。《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的记载,固嫌简单了些,《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舍冯之名不提而仅说右任先生恩德浩荡,不管出何缘由,都未免偏颇了些。

四、感恩遇到的难解的问题

民国乱世,子宜先生创建和经营西安孤儿教养院,确实难乎其难,非社会各界慨施援手未克成事,其饥溺为怀、推慈施仁者队伍中,有陕西当地籍的,有他省外地籍的,有绅商名贤,有官府政要,足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且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表现,几乎个个都足可令人兴起一番感慨,仰而敬之,甚至有的即使想恨也恨不起来。譬如刘镇华治陕数年,直可谓声名狼藉,“围城”一役所带给陕人的灾难,岂仅罄竹难书,其间所横加于教养院及其数百孤儿的痛苦又岂仅雪上加霜四字所可概括?但院中捐册上却竟清楚地写着,其掌陕期间曾拨给过房屋二十五间,还以省长公署的名义,“捐洋一千五百元”。譬如陆少(绍)文,袁世凯之鹰犬、以“屠伯”恶谥入史的民初陕督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是也,其父作恶多端,害人无算,1916年“反袁逐陆”其间,曾拘押子宜先生于西华门陆军监狱达百余日,严刑讯问几至于死,幸而得救生还,而数年之后,正当先生为创办孤儿院院址无着,一筹莫展之际,“屠夫”的儿子竟成了他最切紧要的支持者,甚至其“围城”役后百亩地皮的划拨,也与“屠夫”的“余荫”不无渊源。

冯玉祥将军也是这样。如所周知,冯之与陕,关系复杂,自其负面言之,的确有令人难堪的一面,如对靖国军峻逼与分化,对郭坚的设局谋杀,对曾助他发动北京政变的陕军的残酷镇压,和郑州会议之后的转而附蒋“清共”等,在在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自其正面言之,又堪称是功德昭彰,历历可鉴。如其前脚率部击退镇嵩军,解除西安城围,后脚即慨焉划拨给孤儿院百亩之地以助其扩充,不用说都是德可齐天的善事一件。如其“十八年馑”期间,慨然让出城内的兵营300余间以资助朱庆澜将军开办陕西灾童教养院,救济流离无依的灾童,同样亦堪称德可齐天的善事一件。又如《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七)《陕灾连年的经过》记载:

在这个时候,因孤儿加多,宿舍、工厂均不够分配,幸承冯焕章、于右任、朱子桥(按即朱庆澜)、唐慕汾、宋明轩诸先生捐款拨房,继续建筑宿舍四十余间,和从前所有的房屋,共计一百三十八间,方可将就分配……

《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十五)《图表》的捐款在百元以上者芳名表所列80多个人和单位中,赫然写着:

冯焕章司令  前后捐洋九千元

于右任院长  前后捐洋三千六百元

刘郁芬主席  前后捐洋七百元

宋哲元主席  捐洋二千元  拨房三十八间

石敬亭主席  拨洋七千八百元

……

张维玺军长  前后捐洋四百元

……

吉鸿昌总指挥  捐洋二百元

将军不仅本人“榜上”有名,所捐数额亦“独占鳌头”。就是其麾下刘郁芬、宋哲元、石敬亭、张维玺、吉鸿昌等主要将领的大名,也都出现在此表之中,而且所捐数额亦多不可云小(按表中显示:蒋介石捐洋二百元、张伯英捐洋二百元、焦易堂捐洋二百五十元),这不能说跟他的表率作用和“劝捐”没有关系,也表现了其为人为官最堪称道的一面。

毫无疑问,如此之人,如此之事,俱皆生动客观地说明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正常说来,上述各人这些闪光的事迹,不独当年那些曾经直接受过其恩惠的人们固当没齿难忘,即使是现在吾陕的你、我、他们,以及更多的后之来者们,恐怕也应该是永远默识于心、感念无已,可惜他们毕竟都是曾在陕西有过污点,甚至手上曾粘有陕人血迹的人,其善恶之间或易或难的腾挪转换,使人内心所产生的疑团与纠结,远非是一句“功是功,过是过”或“功过分明”就能使之释然得了的。何况历史的发展又极见诡异的是,就是这三个人,其身后又有着迥乎不同的境遇:如刘镇华者,其拨房捐款之事,已再不见人提起;如陆少(绍)文者,如不是认真地查考,谁还知道他就是当年陕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助父镇压过陕西“反袁逐陆”的陆承武,“屠伯”陆建章的公子;如冯将军者,其当年在陕的种种的污点,一般已很少再说,说也是极其审慎,而曾经的那些仁心仁政,却一再散见于各种各样的书籍报刊,多的是歌功颂德的文字,其区别对待或未能一视同仁的现实,也令人感到出奇的困惑。至于其间的“规律性的东西”,则更是耐人寻味又很难厘清,打住不说也罢。

(作者系西安市文联原巡视员,长期从事西安地方史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