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上》与西安回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歌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可是您或许不知道，这首歌是从西安回坊上唱起的。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张寒晖为河北定州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1922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10月加入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被迫回乡。1928年再次入北京艺专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因与校方的艺术思想难以调和而被革职，先回定州再去东北，从事民众教育活动。1931年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张寒晖随即以古曲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告我青年》等歌曲，号召青年“激昂奋进，齐赴国难”，从此开始了他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1932年，张寒晖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随东北流亡学生来到西安，被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任命为省民教馆总务部长。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后，张寒晖也被教育厅撤职。在此期间，他组织了西安实验剧团和西安铁血剧团，自任导演和演员，演出了《不识字的母亲》《黑地狱》等话剧，并主编出版《老百姓报》，以通俗的文字开展救亡宣传，后又赴东北。

1935年，张寒晖再次应邀来西安工作，并受聘担任当时位于回坊北大街二府街口的省立西安第二中学(今陕西师大附中前身)28级（1939年毕业）的班主任和国文教员。当时，这是一所主要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东北学生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以及对日寇的刻骨仇恨，曾深深撼动了张寒晖。他也常在课堂上以亲身经历讲述东北危机、华北沦陷的情况，并在提及国难当头时悲愤交集，不能自已。当时，被蒋介石调集到西安执行“剿共”任务的10万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小，布满古城西安的街头，其中不少人住在回坊。在大学习巷、西羊市、庙后街等地，居住着数千名东北军将士和东北流亡学生，张寒晖也吃住都在回坊，和坊上的穆斯林多有交往。

张寒晖以北方女人失去亲人在坟头的哭诉声为音乐素材，写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如泣如诉的歌词也涌向笔端。当试唱这首歌时，连他自己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旁边的学生和流浪难民也跟着恸哭。事后，张寒晖的朋友姚一征曾回忆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大家哭作一团。”就这样，中国抗战史上一首经典名曲就这样诞生了。

这首歌曲开始是由张寒晖在回坊的省立西安二中的学生中教唱的，不久又由张寒晖亲自把它教唱给当时主要由省立西安一中（今西安第二十五中，校址在回坊庙后街）学生所组成的“斧头剧团”，教唱的地方除了回坊的学校之外还有西安的城墙和大街小巷。据回坊老人回忆，张寒晖在教学之余，积极参与回坊的抗日活动，在马正卿的回民图书馆借过书，在大学习巷夜校讲过课，给回族群众教唱过《松花江上》，慢慢地这首歌从回坊传唱开来。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了这首歌，立即震动了西安古城。随后由东北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军各师，又经中共地下党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就这样，悲愤激越的《松花江上》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那血泪凝成的旋律唱出了中华民族心中的悲愤，强烈地感染了各界的爱国同胞，无数热血男儿从此高唱着这支血泪悲歌扛枪奔赴抗日前线。

1936年12月11日，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亲临西安督促张、杨“剿共”。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前往临潼请愿，要求政府起兵抗日，并高唱《松花江上》。奉命赶来劝阻学生的张学良闻听此曲大为感动，他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随后含泪而返，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迅即于次日爆发。1936年底，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的周恩来，曾在会议中指挥与会代表唱起了《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还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毛泽东也曾以“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来高度评价这首出自张寒晖之手的经典之作。

伴随着《松花江上》的歌声所燃起的抗日烽火也渐成燎原之势，1937年7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迅速展开。因为这首歌是以传唱的形式流传开来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印制卡片或发表歌词时都署以“佚名”“流亡学生集体创作”。也许正因为没有署名，张寒晖才躲过一劫。当《松花江上》刚刚出现时，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就说它是“赤色歌曲”，谁要唱它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并下令追查歌曲的作者是谁，但查来查去是“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1938年夏，西安形势开始恶化。日本飞机已多次轰炸西安城。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了西安13个抗日救亡团体，而当时的省立西安二中也随即解聘了张寒晖等进步人士。从此，张寒晖被迫离开了已执教三年的西安回坊，1941年8月来到了陕甘宁根据地。1942年初到了延安，任边区文协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后因积劳成疾，1946年3月在延安病逝，年仅44岁。

（作者：中国作协会员、民族学博士、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西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