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是“昭宣中兴”时期汉宣帝召开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建议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倡导的统治指导思想。但儒家内部又学派林立，各执己见，相互之间攻打杀伐，争论一直不断，很难形成统一的观点。《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好儒”的汉宣帝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以统一儒家内部流派，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二十余位儒生讲论“五经”异同，史称“石渠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穀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会议由任职黄门郎的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然后由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宣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汉书·艺文志》的记录其为《书议奏》《礼议奏》《春秋议奏》《论语议奏》《五经杂议》等，但具体内容均已亡佚，仅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

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汉代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会议。可见石渠阁会议并未达到统一儒家内部观点的目的，反而增添了和加剧了学派纷争，但也促使了儒家经学在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于学派纷争中走向畸形的繁荣。

从石渠阁会议的结果来看，《春秋三传》中《谷梁春秋》正式被官方承认，取得了与《公羊春秋》并驾齐驱的地位。宣帝之所以抬高《谷梁》的学术地位，主要在于《谷梁》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臣下必须恪守礼仪规范，可以纠正《公羊》学派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加强皇帝地位与权威的“稽古礼文”的要求。而石渠阁会议前后，《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证明宣帝当时想通过这一会议强化“礼治”的政治目的。

石渠阁会议还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使具有政治最高权威的皇帝也成为学术争论的最终裁决者，实际上树立了皇帝在思想学术流域的最高权威地位。这种政治最高权威即为思想学术最高权威的做法，对后来中国社会学术思想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和价值取向，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