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次《会要》的修撰

唐代长安史学成就异彩纷呈，从编撰体例的角度看，唐代两次修撰《会要》标志着会要体的问世，为丰富中国古代史学编纂体裁做出了贡献，也属于唐朝史学的创新之一。

众所周知，宋代王溥撰《唐会要》百卷，是历代会要最早的一种，史载：“建隆二年（961）正月，丁未，司空平章监修国史王溥等上《新编唐会要》一百卷（注：始于帝号，终于夷狄），文简理备。太祖嘉之，诏藏史馆，赐物有差。”王溥何以能修撰《唐会要》，此处言之不详，宋人王应麟自己的注文稍有提示：“（唐）德宗时，苏冕始撰四十卷，宣宗时，崔铉及续四十卷。至是，（王）溥集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百卷。《书目》云：起武德，迄太和，补苏、崔二书之阙，国有大政必稽焉。”①由此可知王溥编撰《唐会要》的经过，是在唐人两次所修会要的基础上，先搜集宣宗以降的材料，再补充武德到太和间前书的阙漏，最后与苏、崔二会要合成一书，名《新编唐会要》，以示与唐修会要有别。这个过程也被《宋史·王溥传》证实：“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代会要》，有集二十卷。”②虽说《唐会要》由宋人王溥编撰而成，但唐人苏冕、崔铉编撰在先，经王溥集合，又加以补充而成书，可知《唐会要》是经过三次修撰而最终成书，唐人苏冕的《会要》和崔铉的《续会要》正是宋人王溥《唐会要》成书的基础和前提。三次修撰都不可或缺，但却带来了会要体的发凡起例应该归功于谁的问题，这就得从三次编修的具体经过来分析。

第一次编修《会要》的经过史书记载不够具体，并且还存在一些抵牾，如《唐会要》就记：贞元十九年（803），“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③。此记苏弁于贞元十九年撰成《会要》40卷，其兄苏冕也参与编修工作。而《册府元龟》卷六〇七《学校部·撰集》却记：“苏冕为京兆府士曹，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此处却记苏冕以京兆府士曹撰成《会要》40卷，二说主次关系有所不同，检《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下》记：“（苏）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又《新唐书·艺文志》记：“苏冕《会要》四十卷。”又《宋史·艺文志》也记：“苏冕《古今国典》一百卷，又《会要》四十卷。”④都以苏冕为撰者，而不提苏弁。谁是编撰《会要》的主力？是苏弁，还是苏冕，存在争议，今本《唐会要》各卷中保留有编者评议多处，详见表一：

据此，全书共有编者评议28次，其中崔氏曰、议曰都是就德宗以后之事发表见解，其他均针对德宗以前提出编者观点看法的，但形式多样，以“苏冕曰”“苏冕驳曰”见者仅2次，以“苏氏”名者22次。相对百卷大著而言，评议并不算多，但其中仅对御史台就有3次评议，都以“苏氏驳曰”的形式出现，是否与苏弁“拜监察御史，历三院”之经历有关，也未可知，如果以“苏氏”评议者为苏弁，明显苏弁评议要多于苏冕，惜尚未找到确切证据，只能是一种推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最初《会要》40卷系苏弁和苏冕合作而成，将其功绩记入苏冕，或苏弁任何一人都有失偏颇，他们二人所开创的《会要》，系会要体作为史书编撰体例的首次问世，证明会要体的发凡起例之功应属于苏氏弟兄。但因为苏氏《会要》只记“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⑤，对于有唐一朝之历史进程来说，不具有完整性，故德宗以后之事留待重修。

第二次编修工作由私修改成官修，据《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大中七年（853）十月条：“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续会要》由时任宰相的崔铉奏进，修撰官有4名，实际上参与此次编修的人员很多，据《新唐书·艺文志》记：“《续会要》四十卷，（注：杨绍复、裴德融、崔瑑、薛逢、郑言、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铉监修）。”⑥可知此次修撰《续会要》既有监修官，又有修撰官，完成后奏进于上，还由皇帝赐物奖赏，均说明其官修的性质。

此次编修主要记录“德宗以后至大中六年事迹，补苏冕前录之缺”⑦。遵循苏氏开创的会要体结构，组织史官搜集、整理相关史料，惜未记是否由史馆撰成，检《旧唐书》卷一六三《崔铉传》记：“（大中）七年，以馆中学士崔瑑、薛逢等撰《续会要》四十卷，献之。”因为崔铉职衔有弘文馆大学士，此言“馆中学士”可能是弘文馆，而非史馆。幸而这种猜测得到证实，据大中六年（852）六月宏文馆奏：“今缘准敕修《续会要》以来，官僚入日稍频，因缘费用，其数至多。纸笔杂物等，不敢别有申请，其厨料从前欠少，伏请准两馆流例增添，给用之间，庶得济辨，敕旨依，事毕日停。”⑧宏文馆因为修撰《续会要》需要增加经费的申奏，至少说明此次编修《续会要》不在史馆，而在宏文馆内，同时，证明其始修时间可能距大中六年不远，或稍早一些，其完成时间为大中七年（853）十月。

对于第二次修撰《会要》的时间，还有两种不同记载，如《册府元龟》卷六〇七《学校部·撰集》记：“崔铉为左仆射平章事，大顺七年十月，铉上《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所记大顺七年明显有误，因为唐代“大顺”的年号属于唐昭宗，只有三年，并无七年。且监修官崔铉为相两次，分别在会昌末、大中三年至九年，检核上揭记事，大顺当为大中之误。又宋人陈振孙言：“唐德宗时，苏冕撰（《会要》）四十卷，武宗朝，崔铉续四十卷。”⑨其言崔铉修《续会要》40卷在唐武宗朝，也是错误的。虽说崔铉武宗朝曾入相，但修此书是在宣宗大中六年到大中七年之间修成。此误可能是受到李焘之影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条：“监修国史王溥等上《唐会要》一百卷，唐德宗时，苏冕撰《会要》四十卷，武宗时，崔铉又续四十卷，溥等于是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百卷。”李焘记编修《续会要》在唐武宗朝，才导致他人一误再误，特稍作正误于上。

第三次修撰《唐会要》在宋初，由王溥完成，因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不在本书关注之范围，但因王溥是在前两次《会要》修撰的基础上成书，故略加提及。

实际上，王溥之前《会要》就受到很多人重视，窦俨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奏文中提及《会要》，他说：“录一朝之事，包五礼之仪，义类相从，讨寻不紊，则有《会要》。”⑩将《会要》与《通典》《开元礼》视为三部治国大典。又唐人段公路在《北户录》中多次提及《会要》，因段公路之《北户录》约为唐末咸通后写成，故所提《会要》或指苏氏《会要》，或指崔氏《会要》，都证明王溥集成《唐会要》之前，时人已重视其书。且王溥的编集成书也是欣赏《会要》的最典型事证。如前所述，王溥撰成的《新编唐会要》达100卷，从卷数上要超过前两次，为此他不仅要搜集宣宗以后的唐代史料，还需要补前修《会要》之不足，最后才合成全书。《新编唐会要》编成后，备受重视，时论认为此书文简理备。宋太祖很欣赏，下诏将其藏于史馆，赐物以示奖励，以后凡“国有大典必稽焉”。⑪到清代四库馆臣仍给予很高评价，“书凡分目五百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⑫这些都说明，无论是《唐会要》的体例，还是其史料价值，都受到学者认同和赞赏。《唐会要》成书后两年，王溥又依《唐会要》的体例编修《五代会要》30卷，记载自后梁开平至后周显德事迹。此后徐天麟仿此完成《西汉会要》，此后各代会要就成为一种编撰历史的体裁。

综上所述，会要体的创立应归功于唐人，《唐会要》的成书则应归功于宋人，对于研究唐代历史，《唐会要》史料价值极高，既与其基础是唐人两次会要所保存的史料的原始性有关，也与其适合保存专题史料的会要体例分不开。虽说此体例对研究典章制度大有助益，但因其编撰要分目分类，相关史料以类相从，遇有疑惑又加注释，也有编者评议等特点，故给目录分类带来疑难，自《会要》问世以来，其归属也多有纷争，或认为其归属类书，如《新唐书》《郡斋读书志》等；或归入典故类，如《玉海》《直斋书录解题》等；或放入故事类，如《宋史》《文献通考》等，也有认为属于政书类，如《四库全书总目》等。正因为唐人创例之会要体是在旧有编纂体例基础上的一种别出心裁，故原来的划分方法在新体例的《会要》面前就必然会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况，但不论如何将其归类，会要体的出现属于唐代对史学发展的贡献，因为此书前两次的编修在长安完成，故也可认为是长安对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①《玉海》卷五一《艺文·典故会要》，第973页。

②《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第8801页。

③《唐会要》卷三六《修撰》，第660页。

④《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类书，第1563页。《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子部类事类，第5294页。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一》唐会要一百卷条，第694页。

⑥《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类书，第1563页。

⑦《玉海》卷五一《艺文》典故类，引《中兴书目》，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973页。

⑧《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第1116—1117页。

⑨［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⑩《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第5686页。

⑪《玉海》卷五一《艺文》典故类，第973页。

⑫《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