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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 ——西汉著名的理财家

作者: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2017-11-02

桑弘羊(前152—前80)是西汉著名的理财家,洛阳人,出身于商人家庭,从13岁起就来到京师长安,被选拔为汉武帝身边的侍中,侍奉武帝兼陪读。桑弘羊得以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学说,尤其倾心管仲、商鞅之学。他还有一个过人的本领,就是精于“心算”,擅长理财,任何宫廷收入开销项目一报数字,他就能不借助于任何计算工具即口答出结果,而且分毫不差,由此得到汉武帝的器重,先被任命为主管政府财政收支会计事务的大农丞,拜主管粮食生产和军粮供应的治粟都尉,后被任命中央财政部门的最高长官大司农。

在任期间主持了西汉的财政经济政策改革,实行盐铁酒类的官营专卖,设平准、均属机构控制全国商品,推进币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因而得罪了一些王侯贵族和豪强富商,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主张积极抵抗匈奴族侵扰,反对消极和亲,曾组织60万人大规模屯田,以加强边防,增强抵抗和反击匈奴的实力。元丰年间赐爵左庶长,武帝末年升迁御史大夫,是汉武帝遗诏辅政的四大臣之一。

而作为首席辅政大臣,霍光忠实执行汉武帝轮台诏书中“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的遗愿。采取废苛禁暴、与民休息、减免赋税、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措施,以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挽救王朝的统治危机。也想借助这一方式在朝野形成对桑弘羊的强大压力。因为桑弘羊与他同为辅政大臣,但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桑弘羊仍然坚持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前实施的统治政策,主张加重赋税,严刑峻法,这既违背了武帝罪己诏的本意,也不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但桑弘羊作为御史大夫,在制定和执行中央政府重大方针政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与另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交往密切。所以霍光很想通过这次会议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推进国家中兴局面的形成。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安盐铁会议上以御史大夫为官方主将,以贤良文学为“民意”代表,展开一场唇枪舌剑式的辩论,一直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进行。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们就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将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桑弘羊倡导并推行的盐铁官营政策。指责盐铁官营政策损害了民众利益,坚决主张“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恢复以前的允许民间冶铁煮盐的传统做法。桑弘羊在反驳中虽然也承认在盐铁官营中“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存在着不少流弊,但绝对不能罢除,认为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供中央政府供养军队、巩固边防、赈灾救灾、兴修水利,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地方豪强势力再度膨胀的一种有效措施。

盐铁会议上争论的第二个焦点是关于同匈奴和战的问题。贤良文学们认为经过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匈奴的势力已大为削弱,对西汉王朝和中原地区已不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应该结束战争,与匈奴“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与匈奴休兵息战,符合当时在长期战争之后“与民休息”的形势需要,但贤良文学们主张在西汉王朝占据战争主动权的态势下恢复过去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特别是解除边防关塞屏障、以仁义道德感化匈奴的说法是十分迂腐的,不着实际的。因此,桑弘羊的反驳显得很有说服力,他指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打击才能使其降服;认为“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如果调离军队,拆毁城防,匈奴就会“轻举潜进,以袭空虚”,其结果“祸必不振”。所以只有加强边防,不断进行军事打击,才能彻底降服匈奴,保证中原的安宁。

盐铁会议上争论的第三个焦点是关于治国指导思想是实施“德治”还是“法治”的问题。贤良文学们主张以德政教化天下,反对以暴力镇压为主的法治政策,指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单纯依靠暴力的法治政策给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恶果,认为这是酿成社会矛盾尖锐化、西汉统治危机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予以彻底纠正。以桑弘羊为首的大夫派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仍然坚持汉武帝时期的严刑峻法政策,指出“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认为“令严而民慎”,“法疏则罪漏”,拒绝推行缓和阶级矛盾、缓解统治危机的德治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观点鲜明,严重对立。当时贤良文学们的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也是挽救统治危机、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然措施。而桑弘羊一味坚持严刑峻法,拒绝作任何调整,显然违背了武帝死前的遗愿,也与主张“禁苛暴”“缓刑罚”的霍光呈现出明显的冲突。盐铁会议上自始至终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国家“仁政”与政府“权利”的观点分歧。贤良文学们坚持孟子的国家“仁政”方略,认为“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指责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政策是“与民争利”,以官营工商业影响农业发展,败坏社会风俗,损害民众利益,与“仁政”背道而驰。而桑弘羊坚持政府权利,认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像贤良文学们所说的那样,只讲仁义,不屑理财;只讲道德,讳言功利。汉武帝以来的工商业政策,起到了“安国家,利人民”“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作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所谓“与民争利”,桑弘羊认为,那些能够私人经营冶铁煮盐这些大行业的,绝不是贤良文学们口口声声所道的普通庶民百姓,而是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如果容许这些人重操旧业,肯定危害国计民生,资助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中央集权统治。

盐铁会议最终双方不欢而散,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好像没有任何结果,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政策仍然继续推行。但实际上这场辩论直接关系到“昭宣中兴”时期政治格局和经济政策的形成,在朝野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盐铁会议首次向朝野公开了辅政大臣之间的政见分歧,使霍光赢得了民心支持,而桑弘羊则成为“民间积怨”的箭靶。

自金日死后,四位辅政大臣只剩下了三个,霍光虽然主持大局,但处处受到上官桀、桑弘羊两人的牵制掣肘,他们散布流言,甚至伪造上书,诬陷霍光图谋不轨,幸亏年轻的昭帝明察秋毫,才使得霍光保住了地位。这次霍光以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的名义召集贤良文学到长安举行盐铁会议,实际上是实施反攻的一种方式,以“民意”的旗帜将天下积怨集中指向桑弘羊,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成为“正确方向”的代表。这从霍光对贤良文学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盐铁会议后,霍光曾单独召见贤良文学“问以得失”,并任命其中一些人为列大夫,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而桑弘羊因为继续坚持过去的政策方针招致了朝野的普遍怨恨,再加上他生活奢侈,权欲过重,甚至以盐铁会议后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政策得以继续执行视为个人功劳而自矜,并作为为其子弟谋官的资本,不但激化了个人与霍光的矛盾,而且成为天下众矢之的。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激烈发言和辩论,揭露了桑弘羊主管中央财政时期(实际是武帝前期政治)的一些恶端流弊及对社会的危害,明确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明休息,思富养民”悔过反省的本意和改弦更张的遗愿,为昭帝时期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在舆论上作了宣传,促进了治国总方针的根本转移。在盐铁会议之后霍光虽然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政策没有大动,但也作了部分调整,如罢黜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等。而在当时这些调整确实是必要的,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匡救统治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盐铁会议在激烈辩论中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成为“昭宣中兴”的先声。此后,昭帝和宣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安民”为根本宗旨,采取了招抚流亡、租用公田并贷给种子口粮、减免赋税徭役、降低盐价、移民屯田、废苛禁暴、整顿吏治、与匈奴保持和亲友好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再度繁荣。而在盐铁会议之后霍光任用一些与会的贤良文学为列大夫,后来汉宣帝又“用吏多选贤良”的做法,也在短时期内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进了“昭宣中兴”政治格局的逐渐形成与发展。

在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前80年,霍光就以汉昭帝的名义下诏将桑弘羊、上官桀父子等人逮捕并族诛其家,当年武帝托孤的四位辅政大臣只剩下霍光一人得以独断朝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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