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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长安为中心的国际交通线

作者: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2017-10-25

唐代中国通过西向、西南向的陆路和东向、南向的海路,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作为国内各民族及中外友好交往活动的中心,来自国内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众多国际友人,汇聚长安。德宗朝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七条干道,“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唐代时期,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通往国外各地的海陆交通网。陆路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而海路,则主要是东向通往东北亚,以及由南而西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水路。

与西方各地的陆路交通,到隋唐时期发展到鼎盛。在继承完善前代旧有的道路基础上,又开辟了新路。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谈到敦煌通西域及中亚一带的道路。裴矩所记的南道与中道,即为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发展起来的传统贸易道路。北道与三国魏晋时发展起来的北新道有相合之处,但又有所改变。北道所走的路线大致是:出玉门关西北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沿天山北麓,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西行,途经铁勒部(今哈密以西,吐鲁番和焉耆以北)、突厥可汗庭(今新疆库车东北山外特克斯河流域),渡北流河水(今楚河)。渡楚河上游可能是经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后沿锡尔河至黑海北岸,西北行渡过得嶷黑河(即今乌拉尔河)、阿提拉河(即今伏尔加河),达于西海(地中海)。这里的北道与东汉及三国时所记北新道不同,三国时所指道路是自天山以北经伊吾、蒲类海、车师前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南下高昌接中道(当时称北道),而此时北道则从伊吾、蒲类西北行至伊犁、碎叶一带。中道(两汉时的北道)所走的路线是:从高昌出发,经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葱岭过费尔干纳、苏对沙那(今塔吉克斯坦之乌腊提尤别)、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曹国(今撒马尔罕西北劫布旦那)、何国(撒马尔罕至布哈拉之间的库沙尼亚)、大小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布哈拉)、穆国(即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乌雷)至波斯,并达于西海,即地中海,中道是丝路的重要干线。南道所走的路线是:从鄯善(今新疆若羌)出发沿塔里木河以南地区经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磐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又经护密(今阿富汗瓦罕地区)、吐火罗、悒怛(阿姆河南地区)、帆延(今阿富汗之巴米延)、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至北婆罗门(南亚次大陆西北),而后达于西海,即地中海。隋朝的韦节、杜行满出使中亚诸国,走的就是南道。

到唐代,又开辟了新的道路。从龟兹西行,经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越拔达岭(今别迭里山口)至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之伊塞克湖)、碎叶等地。贞观初赴天竺求法的玄奘走的就是此路。玄奘在西域境内所走的这条路线,唐以前未见记载,应是新辟路线。此路线在唐时使用较多,位置很重要。天宝十载(751)著名的怛罗斯战役中,唐将高仙芝所率领的一支大军主要从安西经拔达岭循伊塞克湖之南直趋怛罗斯。

此外,在唐代正式形成的道路还有“吐蕃道”“回鹘道”。作为吐蕃道的延伸段“吐蕃—尼波罗”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僧人道宣的《释迦方志》中提到在到达吐蕃之后,“又东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这段道路为唐朝通往天竺找到了一条捷径。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代去印度等地的高僧除三十余人是从广州由海路西去的以外,其余二十多人都是经由“唐蕃道”去印度的。唐太宗、高宗时的使臣王玄策等人前往印度,也走的是这条捷径。

另据《新唐书·摩揭陀传》记载,印度的甘蔗熬糖法,也是由此道传入中国的。在“回鹘道”中,从长安到达北庭后,由此可沿准噶尔盆地西行,经弓月城(今伊宁地区霍尔果斯北)、碎叶可通中亚和欧洲。特别是唐后期,吐蕃占有河陇,河西道被阻,来中亚诸国使者及商人多走回鹘路,即从碎叶至庭州,向北至回鹘占领的漠北草原,然后南下黄河至长安。贞元五年(789),我国著名僧人释悟空从印度返国时经于阗至安西、北庭后,即取回鹘道返回长安的。

唐代的海上交通亦较前大为发展。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及日本国的往来在唐代海上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道路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主。

登州是辽东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的起点。隋代,长安通往朝鲜半岛的航线有两条:一是沿渤海和黄海沿岸到达朝鲜;二是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唐代航线亦有两条:一是贾耽所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据《新唐书·地理志》:“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鬼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从长安经洛阳、汴州东至登州,自登州过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岸,再沿岸东北行,至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陆路行至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庆州。9世纪,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登州城南街东有新罗馆,说明新罗人来唐是经常走这条路线的。二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起航,横跨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同江口或江华湾。唐代张保皋所建立的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山东半岛是特别重要的基地,他所展开的活动也主要通过这条道路。张保皋组织在唐朝的新罗侨民,利用他们在山东沿海及海州、楚州、扬州等地侨居的联系渠道,开展从山东半岛经新罗莞岛至日本九州大宰府之间的海上贸易,从而形成了东亚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力量。日本来唐的使者即遣唐使的航线有3条海路。北路过博多,经壹岐、对马岛等岛屿然后沿朝鲜半岛西侧北上,越过渤海海峡,在山东半岛的登州或莱州上岸。南路从博多下海横越东海后,沿长江到扬州,然后转由运河北上。南岛路从日本博多出发,沿九州西岸,经日本南面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大岛等岛屿,渡东海,在明州(今宁波)登陆。最后这3条道路都经由汴州(今河南开封)、洛阳到长安。

而在这3条道路中,遣唐使经过北路最为频繁。日本求法僧人圆仁就在登州登陆,并且在登州的开元寺佛殿的墙壁上还看见了日本人的姓名,当为唐初由登州入境的几次日本遣唐使所留。会昌年间,唐武宗灭佛,圆仁从长安经由洛阳、汴州、郑州、扬州,再赴登州赤山于新罗留住一年,在新罗人的帮助下,在登州出海回国。

隋唐时期去印度除了陆路外,从海上亦可到达。唐代僧人义净去印度走的就是海路。此路从广州出发,沿越南东海岸航行到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再经马来半岛的南端西去印度洋的孟加拉湾,然后在印度的东海岸登陆。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就记载了他前往天竺的具体路线:“于时咸亨二年(671),坐夏扬府。初秋,忽遇龚州使君冯孝诠,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息。于是广莫初飙,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从兹更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眈摩立底国,即东印度之南界也。”高宗咸亨二年(670),义净在遍访国内著名法师后,决定西行。咸亨三年(671)秋,他随冯孝诠到广州与波斯船主人约期南行,冯孝诠及其弟孝诞在物质上给义净很大的支持。义净从广州出发后,不到一个月就到达室利佛逝。室利佛逝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总称。又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义净从广州出发后沿着今越南的海岸线南行,经过军徒弄山到达室利佛逝国。室利佛逝是中国和印度交往所必经之地。咸亨至开元年间,室利佛逝就多次遣使来唐。义净得到室利佛逝国王的帮助,于当年五六月间到达末罗瑜国。末罗瑜国在马来半岛西南海岸,或译为摩罗游。贞观十八年(644),摩罗游遣使朝贡。继续西行,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被称为羯荼的吉达附近。咸亨三年(671)十二月,义净继续西行到达了裸人国(今孟加拉湾之尼科巴岛)。转年,义净从裸人国出发,经历了半个月的航程终于到达了印度北海岸的耽摩立底国。同时,义净在《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36位经海道前往印度求法的高僧事迹。在众多的始发港口中,广州的地位最为重要。船只从港口出发后,大体上按两种路线航行。一种是直接扬帆渡海,横渡大海,到达诃陵(今爪哇)、室利佛逝,由此经过末罗瑜国,西穿马六甲海峡后,或北上,经羯荼、裸人国直抵耽摩立底;或横渡印度洋,前往狮子国(斯里兰卡)、那伽钵那,由此北上,前往耽摩立底、诃利鸡罗。第二种是从港口出发后,先沿着今天越南的海岸线南行,依次经过交州、马援铜柱、上景、占婆后,或向西直接渡海抵达马来半岛中部的郎迦戌国。或朝南直接渡海前往诃陵、室利佛逝、同第一种路线会合。

海上通西方各地之船,在唐代前期大致皆以广州为起点、终点,而后期则辗转延伸至偏北的扬州。因为由扬州经运河北上来长安更为方便。《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就记载了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该书记载的大食商人由波斯湾至广州详尽的海上航行路线是:首先是把货物从巴士拉、阿曼等地运到尸罗夫(今伊朗南部海港)集中上船,然后自尸罗夫经马斯喀特航行到印度的故临(奎隆),顺风行需时约一月。从故临,经锡兰岛(斯里兰卡)、安达曼岛、朗迦婆鲁斯岛(尼科巴群岛)、南巫里岛(苏门答腊西北端),而到达个罗岛(马来半岛西岸的吉达),需时约为一月。然后经过10日到达潮满岛(马来半岛东岸),再航行10日,到奔陀浪山(藩朗,占城南部),再过10日,即到达占婆,又行10日至占不劳山(占婆岛)。由此再“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南中国海)前进,这里暗礁林立,中间被一通道隔开,船只可以由此通过”,即到达广州,这是由西至东的路线。

《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载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从广州至波斯湾的航海路线,是由东向西的路线,二者在很多地方对映成趣。上文已提到从广州到印度的航线即从广州出发沿海岸线南下,途经林邑,过马六甲海峡,经过室利佛逝、诃陵国、师(狮)子国至提□国(印度西北部卡提阿瓦半岛的第乌),“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佛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佛利刺河即今注入波斯湾之幼发拉底河。提罗卢和国西距大食之佛利刺河口仅一日航程,其位置大致在今伊朗之波斯湾沿岸。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其全盛时期的首都为缚达,即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与《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记录的路线基本一致。因此,他们叙述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海上交通线大致是:由巴士拉出航,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或者从中国至阿拉巴的海上路线是:从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域、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波斯湾至巴士拉。在这条路线上穿梭航行的,除了两国的商人外,还有上文提到的到印度求法的高僧。

同时,也有唐朝官员从阿拉伯直接搭乘商船到广州,如天宝十年(751)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的杜环,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在阿拉伯居留了12年,至宝应初年(762)才从波斯湾搭乘商船返回广州。到中唐时期,阿拉伯人已经由海上直航到扬州。根据伊本·库达特拔《省道记》的具体记载,阿拉伯船舶从占婆行至交州,再由交州航行约4日至广州,乃又从广州经8日航程到达泉州,最后自泉州再行驶6日到扬州。张广达提及唐代横渡印度洋有姓名可考的中国人有达奚弘通和杜环,而亲华之大食人留下姓名者也为数不多,如绰号萨厄尔的阿曼人阿卜·乌拜达、巴士拉商人纳扎尔·本·麦蒙、商人苏莱曼、伊本·瓦哈卜·巴士里,以及伊斯兰教徒哈里发瓦西格、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花剌子米、艾比·斡葛斯也曾出使中国等等。荣新江据石刻资料考证出宦官杨良瑶曾以聘国使之身份越洋出使黑衣大食,使得唐代已知姓名的赴阿拉伯者又增加一位。

(本文节选自《西安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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