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

    西安及周边农村尽管自古就是交通方便之地，但旧时由于道路不好，交通工具落后，社会不够安定，流行着“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穷家富路”、“儿行千里母担忧”等俗语，反映了民间百姓对出行，尤其是出远门的畏惧。旧时西安的出行者多身背包袱或背褡裢，内装衣物和干粮出门上路。山区乡民用背架子或竹背篓背木炭、山货、日用品。尤其是在坡塬地区，给地里送粪土，收割后的庄稼，都要靠人背肩扛方式运输。行长路者尤其是背工挑夫们，则用长布条绑腿，以求行动敏捷。西安旧时送别远行者多会送到灞桥，并有折柳相别的习俗。此俗始于汉代，唐代尤甚，明代后方衰亡，留下了大量题咏折柳的送别诗，至使“柳别”成为中国送行相别的文化象征。长安的折柳相别有多重内涵蕴意：一是“柳”与“留”谐音，有挽留不忍离别之意。二是柳丝缠绵，寓示情意绵绵永不相忘。三是柳枝插地即成活，生命力强，意为祝愿出行人平安吉祥谋事有成。四是柳条拂地、柳不离土，希望出行者心恋故土，事成之后即刻返归。人们折柳相别，送行人会久久站立，目视出行者远去，方转身归返。出行者在行旅途中有“早出行”“不露富”的讲究。即每日早早离店多赶路，早投宿少夜行以避凶险。途中决不显露身带大量钱财或贵重物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以防备黑店家或土匪强盗之类暗中下手。若是运送重要物品还会雇用镖局或刀客一路护送，或多人成伙结伴而行，以防路遇不测。20世纪50年代前，西安周边乡村中村与村、村与乡镇、乡镇到县城、甚至到西安多为土路，只有少数路段是石子路。沿途的车马店及旅店多为私人开设，住宿及吃饭、安全保卫设施也比较差。平民百姓出行多数人靠步行，“晴带雨伞，饱带干粮”，每日行程不过七八十里。农村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有骡有马，赶集、上街、走亲访友以牲畜代步。大户人家有木轮大车，以马、骡、黄牛拉车运货，铺上席子也可以坐人。专门拉人的马车是京洞轿车，和木制大车相似，多数比大车稍小，车上或木构车顶，或用席子搭成拱形圆洞，两边有窗子，前部挂布帘遮挡灰尘雨雪。这种车只有仕宦大户人家才备有自用，一般的多是营业性拉客，如从西安到寒窑去上香赶会，到一二十里外的地方去探亲访友或办事，人们多会包车或交钱共同乘车。20世纪50年代前，乡村娶新媳妇往往用马车，条件好的人家用轿子抬新娘，多为4人抬，称为“花轿”。但一般人出行是坐不起轿子的。双轮架子车是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可拉可推，能运货也能坐人，60年代开始几乎每家农户都有一辆架子车。60年代后农村时兴骑加重自行车，走亲访友时前梁坐孩子，后座坐妻子，妻子怀里还抱着小娃，速度大大快于步行或架子车。所以六七十年代娶媳妇时，女方往往要一辆自行车。“文化大革命”时农村娶媳妇，还会在自行车上扎红花，新郎用自行车迎娶新娘在当时较为流行。旧时西安城里出行多乘人力车，俗称“洋车”、“黄包车”，大胶皮轮子，车夫拉双把奔走，多为市内近途。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三轮车，速度快于人力车，可乘坐2人。60年代后，西安城内公交车线路逐渐增多，市民出行多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三轮车渐渐被淘汰。旧时出行艰难且多风险，为保人身财物平安便只有祈求神灵护佑。那时的黄历书或月份牌上多有“宜出行”、“不宜出行”之类的提示。还有人请算命先生择出行吉日，要避开“恶煞”当道的“凶日”，如“白虎日”、“朱雀日”、“罗猴日”、“羊红日”都是所谓的“凶日”，不宜外出。但出行离家回家是很频繁的，民间俗信便有了一套择日的办法，如“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好回家”等。人们相信每月上旬、中旬、下旬逢三、六、九都是出门的好日子，逢二、五、八则是回家动身的好日子。这样每月有18天是可以出行的吉日，也不至于因择日而延误太多行程。除了选择出行吉日外，出行的人还会专门祭祀土神、路神或禹王、龙王神祈求保佑行路安全。祭祀时点3炷香，燃1对蜡，烧3张黄裱纸，燃放鞭炮，恭敬跪拜，心中念叨着求神保佑。没有这类神庙的地方，出行人会到村外或郊外找一块地方祭祀，有的人还会折一枝枣树枝回家当柴用，取“早早得财”之意。也有人用布或黄裱纸就地包一小块泥土带回家，俗信有护佑人平安的功能，还有的人会请僧道用黄裱纸画“护身符”，小心地装在身上，民间相信护身符也有逢凶化吉的作用。在有些村落，出行人还会向至亲好友登门辞行，询问亲友是否捎带信物。亲友往往会赠送行路食品、用品或钱财，俗谓“送盘缠”。若是出远门，亲友会送上一段路程，相互叮嘱珍重平安。文人绅士往往还会斟酒互饮，以示郑重之意，希望出行人早日平安归来，这是古代“饯行”、“饯别”的遗俗。城东的灞桥，城西的渭城，都是古人伤别之处。当出行人从远途归来时，或重要亲友宾客将来拜访，亲朋友好会去车站、路口等候接人，当天会设酒菜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