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西安这座城市在文人眼中是：“任踏一砖，即疑为秦；偶拾一瓦，又疑为汉。人谓长安灰尘，皆五千年故物，信然耶？”加之，秦中有金石渊薮之称，故此，海内博雅君子涉足于此，一则为了寻古访胜，二则无不肆力搜求购买碑帖。唐代王建有诗云：“古碑凭人拓，闲诗任客吟。”唐时长安碑帖业就已经很兴隆了，到清乾隆年间山东人赵均在其《游碑林日记》里描述：“秦人射利贩字遍天下，凡穷乡村塾，皆知碑洞，固奇观也。历常巷到学宫，多列帖肆，充积为堵墙。”由此可见，长安碑帖业发达的迹象。1924年鲁迅先生到西安，游碑林、孔庙、大小雁塔、看灞桥曲江，前后七次“阅市”，穷搜西安古碑，先后购买了《张僧妙碑》《大智禅师碑侧》《苍公碑》等碑帖。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逗留西安之际，留下了大量的小说、述胜、散记之类的作品，或表现西北人的生活状况，或抒发西安城衰败的哀痛，或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提供资料依据。1940年，作家张恨水到西北考察，历时近3个月，写下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以反映西北大社会，并将西北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西游小记》游记，介绍风景名胜、民生民俗、历史地理，以引起国人对于开发西北的关注。碑林是但凡至西安的文人必然要拜谒的地方，张恨水也不例外。“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里过，正北有个小殿，供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三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的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10区，第一区的唐隶，第二区的《颜字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十三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大唐建中二年刻石)，这都是国内唯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所在，是看不到的。”
此外，在西安，“新城大楼”也是作家必然要提及的地域。此地原是民国时的绥靖公署所在，明朝的秦王府，清朝驻防旗人的校场，辛亥革命时期被付之一炬，1921年，杨虎城在此重建大楼，谓之“新城”。另有省立第一图书馆是西安城内重要的胜迹，此处珍藏的《宋版碛砂藏经》是著名的佛教典籍丛书，它是南宋理宗时平江府碛砂（今江苏吴县）延圣禅院大藏经局开版雕印的，是研究宋代艺术尤为重要的文献。1923年康有为在卧龙寺所发生的“盗经事件”中所盗之经指的即是此经，旅陕作家的文本里多描述了“康圣人盗经”之事。当作家走遍城里街衢巷道，寻找历史遗迹之际，他们仍热衷于到郊外寻访胜迹。如果从东而来，过华山，经临潼，就可见唐明皇与杨玉环的行宫华清池。华清池故址，在今临潼区南门外的骊山下，系唐贞观十八年（644）所建。然而，当年建筑被清朝咸丰年间战乱毁坏，现在的建筑乃为同治年间新造。华清池本起源于骊山脚下的温泉，经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历代文人的吟咏，从而久负盛名。
历来有杜牧的《过华清池》、洪昇的《长生殿》、白朴的《梧桐雨》。近代以来，有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就连鲁迅先生也有写历史剧《杨贵妃》的打算，这些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将华清池的文化内涵打造出来了。与华清池演绎帝妃间朝不保夕的悲剧爱情不同，武家坡这个地域传诵着另一个坚贞的爱情故事。王宝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宝钏》曲词，弹词《龙凤金钗传》，京剧《红鬃烈马》《花园赠金》《彩楼配》《三击掌》《探寒窑》《平贵别窑》《武家坡》《大登殿》等，秦腔则有《五典坡》，也有如《陕西民间传说》《中国民间传说》《历代名女的传说》等故事书的记载。大概是民间这种广泛的影响力，清末在曲江修建了王宝钏祠堂，可是，到民国时期武家坡所处的曲江已是一片平地。30年代作家张恨水到此，“但见山容入画，树影连村，麦秀平畴，鸦翻白日。昔时宫殿乐游燕喜之迹，已丝毫不见”。从西安出西关，行至40华里便是渭水桥，作家们吟着唐诗，感叹着周的灵囿、秦的阿房宫全看不到了，只见“咸阳城外，临水有三五十户人家，映带着两个小箭楼，和一条混浊的渭水照着，那种荒寒的景象，是深深的印在我们脑筋里”。而“河岸两边，都停有渡船四五只。这船和黄河的渡船，形式也差不多，是平扁的，舱面上盖着板子，骡车人担，一齐上船。……扶橹的汉子脱得赤条条的，不挂一根丝，口里吆喝着，当是指挥的口令。在他的指挥下，有四五个船夫，拿着瘦小的树干，当了篙撑”。作家如数家珍地描写古城的废墟遗迹，兴废无常之中寄托着他们领略到的历史变迁的信息，从而滋生出无尽的黍离之悲。1924年鲁迅先生应邀在西安讲学，返京后写下《说胡须》：“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显然鲁迅对西安失望之极，同行的孙伏园也哀叹：“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只不过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起古代的印象？
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份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这使我们想起从盛唐之后，大凡在陕以及入陕学人的诗词来。白居易吟道：“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阁锁春云。”韦庄诗云：“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因而，在民国作者笔下出现这样的描写也不足为奇。历史兴废无常，敏感的作家感悟到都市盛衰盈虚的信息，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确实有太多萧条、悲凉的缘由了。仅就20世纪初期而言，1900～1901年，陕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城内大批人口饿毙，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1929年，关中的灾荒达到惊人的程度。至1930年代末期西安都市人口有11万，商户占千户，而饥民却有3万人。潼西路上，除了麦田已不容易找到其他树木，遍地都是荒山土岭，而且人烟也很稀少。据笔者所看到的民国报刊讲，灾民拆屋卖料之事常见。南北蜿蜒成堆的是从屋上拆下来的旧木料，宛如露天市场，门窗板柱应有尽有。商店前马路上灾民如织，当以旱灾为最。咸阳等80个县夙年大旱，颗粒无收，自然灾害也很严重。这种灾害蔓延全陕达到7/10，尤以关中陕南为最。天灾人祸战火使民国西安愈发荒凉残败，对作家而言，“在西安一个墓场似的荒凉旧都，——黄昏却给了我一个难忘的印象。是天空卷着黄沙的时候，满城乌鸦的院子里，窗口飘来令人窒息着的叫声，屋子里是昏暗的，火油灯闪闪地在寒冷的风中飘摇着，心是那么沉着。”这种深刻的城市体验可能只有在西安城里才能找得到。国都地位的丧失，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之中的西安城市“虽然电报局、电话局也在胜利怠工之中，但外表上，这里确有秦、汉、唐、宋等等的尸骸气，加上陇海路运来的洋里洋气。陇海路的火车头一声声啸叫，挟带着一个象征，但也冲不破这里的衰老。显然，当作家描写那些胜迹废墟时，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是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味道的，但是也不能简单将其称之为凭吊、感伤情怀。
因为这些民国作家们都接受了新式的现代教育，拥有现代思想和理念，所以当他们面对城市的新鲜事物——南北大街的电灯与电器设备，平整干净的柏油马路，黄包车，装有橡皮轮胎的汽车，中央公园等新鲜事物时。在林语堂的心里，西安“这座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有古城墙、骡车和现代汽车，有高大、苍老的北方商人，有不识字的军阀和无赖的士兵，有骗子，有厨房临着路边而前门褪色的老饭馆和现代豪华的‘中国旅行饭店’，有骆驼商旅团和堂堂的铁路竞争，还有裹着紫袍的喇嘛僧，少数因没有马匹可骑而茫然若失的蒙古人和数以千计包着头巾的回教徒，尤其是城西北角处更易见到这些对比。”的确，西安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都城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裹挟着缓步前行，像一切古老的城市在现代转型期间一样，都出现古今中外文化杂糅的特征。然而，较之都市的繁华，作家们更钟情于都城的凋残，因为从中他们感悟出了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类命运永恒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中的西安已然转化为一个审美意象。
任何一座城市的现代转型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西安的现代化发展也绝非就是在1911年10月才真正开始的，1911年只能是衡量这座城市变化的一个标尺而已。对于这场推翻清政府在陕西统治的革命风暴，迄今为止，文学中描述最详尽的，是创造社诗人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一著。王氏原籍陕西蒲城，其父一族常年居住在西安城。西安响应辛亥革命发生起义时，王独清还是一名少年，亲眼目睹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变，于1930年代初诗人写下了《长安城中的少年》。作品叙述了19世纪末期至作者旅欧前在长安的生活经历，广阔的社会背景就是近代西安向现代转变的社会现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国难巨变中，现代之风吹进王氏宅院。到王独清10岁时，清廷已经开设国会1年，废除科举制已有3年光景了（1905年废除科举），时代变革的狂潮冲击着西安城，王独清耳边听到的是徐锡麟、秋瑾、哥老会、刀客的故事。而令作者记忆犹深的莫过于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之后，西安城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在作者的描述下，农历九月初一中午，新军首先占领行宫，并将其做了革命武装的临时中央机关，接着巡抚、布政司、按察司被包围了，以农民为主组织起来的刀客和土匪队伍如大潮般涌了起来。城中家家门口都一边悬挂一面白色的大旗，上写“投降大汉”，而另一边则挂着一面红旗。城里的巡抚不见了，出现了都督张凤翙和大帅张云山。当时革命党上层人物基本上是由陕西三原和富平人构成。因为这两个县是陕西的商业城区，一般出大商人和留学人士。在革命狂潮中，王独清的父亲接触到一些新式人物，从父亲朋友那里王独清得到宣传新思想的《新民丛刊》，尽管所看的报纸距离其出版时间已相隔6年，但是通过它，“我知道了欧洲地学术，欧洲地历史，欧洲地政治和时事，我知道中国只是一个有值得记载的史迹而现在却是贫弱到万分的国家。”王独清正是通过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刊》了解到中国新的蓝图，从而开始向往新式教育，走向了新的征途。
无庸置疑，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转移，旧有的文化部门和设施被废弃，有的成为潜在的土地开发用地，有的则转化为新式教育机构，于是西安城里出现了更多的新文化空间，陆续开办了陕西大学堂、武备学堂、巡警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小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
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可以说是对1920年代西安的新式文化空间作了一次详尽的展览，由于是亲历者，他的描述比任何一份历史文献资料都要真实，更具有生动性。1912年秦陇复汉军大都督张凤翙在西安创设西北大学，其前身是陕西大学堂，办学的人大部分是在日本明治大学速成班学了法政的留学生，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等学府。1923年军阀刘镇华督陕时重新设立了“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平津沦陷，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工学院迁西安合并组成，继而迁至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后分立出“国立西北大学学校”，抗战胜利后才迁回西安，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命名的“西北大学”。在王独清的描述下，“三秦公学底规模虽然赶不上西北大学，但是它内边也有许多部门，除了中学部而外还有高等英文班，留学预备科等等。在性质上说来，这是一个包括中学和大学预科的学校。教员是在日本留学的也有，从上海和北京住了学校回去的也有。”三秦公学后改名为省立西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后又改名为农业学校，第一职业学校，后合并到第二职业学校，校址位于西安城外西南角，负郭而居，地址宽宜，空气新鲜，前有园圃50亩，分畦别部，栽植花蔬果木，以供园艺作物森林诸学程实习研究之用。此外，尽管民国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在上海，文化名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图书的出版和选题策划均集中在这两个城市，但是这些大书局也在西安设立分馆，主要是销售本馆主办的用于各类学校的教材和其他一般图书，这样就带动起来西安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西大街的正学街，全长不过百米，就有印刷厂数十家，涝巷是雕版印刷年画及冥币的集中地，南院门、竹笆市则是书店，印书馆最集中的地域，有著名的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西安设的分馆，三联书局更是当时进步青年经常光顾的地方。
还有华西书局、大东书局、荣记书局、维新书局等也云集于此。当时陕西各种学校所用课本大多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一家名叫文化学社的出版社出版，西安市各种学校多数使用此四家出版机构的课本。而对王独清影响非常大的则是“公益书局”，它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一个叫做焦子警的人“和进步人士张拜云、吴宝珊3人合资在南院门街路南租了3间木板门面街房，开设的。表面上是收购和销售各种故旧书籍、碑帖，往往能在这里买到名贵的古典著作，还兼卖文具、纸张，实际上是陕西同盟会秘密革命活动的据点”。这里的焦子警，根据《西安老街巷》以及《西安老街村》等资料确定此人应该叫做焦子静。“公益书局”因所处的地方狭窄，革命者来西安聚会不够住，焦子静便在南院门街路南，南院广场对面，买了一所有3间门面街房带一个大后院的房子。街房开书局并附设有“公益印书馆”，后院办有印刷厂，并将原“公益书局”改名为“含璋书局”，大约过了年余又改名为“酉山书局”，出售书报、纸张和印刷材料。并且根据需要秘密翻印革命刊物，也翻印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的课本和代印其他书刊，出售文化用品。事实上，晚清末年开创的“公益书局”不仅是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地方，也是他们宣传新思想的机构，陕西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夏声》刊物就是通过“公益书局”而宣传革命激进思想的，所以“公益书局”无疑是当时西安城重要的文化中枢之一，每天来往的教界人士络绎不绝。又由于外县的同盟会会员和进步人士常来书局居住，并与省城的会员、开明士绅们在此聚会，所以这里也是革命党人联络感情和交换工作意见的主要场所。当时陕西的同盟会能够团结许多士绅，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不言而喻，公益书局（“酉山书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后，“酉山书局”在陈树藩督陕，西安围城后和宋哲元驻陕时，先后3次因故被封闭，旋又复业。到1932年左右，该书局仍承印景梅九办的《国风》报和《出路》杂志等。以后因生意萧条，焦子静遂将南院门街书店的房屋出租给上海商人开的“亨利达”钟表店，将印刷机搬到竹笆市。
《长安城中的少年》中还提到“健本学堂”，它在西安西城“早慈巷”，是革命党的秘密机关，也是焦子静为培养革命人才和掩护同盟会开展活动所创办的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健本小学”，1948年移至咸宁学巷南口外以东，仍用旧名。
除此之外，王独清还介绍了自己接触到的陕西本省创办的《秦风报》。这是一种权威报纸，每天四大张，评论是一篇文字相当长的文章，时评总有五六篇，还有至少二天一次的“杂俎”。王独清在书中不仅介绍了西安城内主要的文化空间，还描述了这些文化空间的动态发展。民国二年陆建章督陕，社会上出现了一群学生退学的风潮。然而，还有一部分青年因为烦闷而走上了革命的新路。王独清就认识了一位叫做姚树陔的人物，他在思想方面是很激进的革命家，又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办了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文化团体，叫作‘觉社’，那算是在长安——恐怕也是在全陕西——第一次出现的平民教育机关”。晚清之际，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24处通商口岸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城市几乎都成为中国后来的工业基地和现代化中心、文化重镇。而西安作为一座深处内陆的都市，尤其是拥有几千年的都城史，可以想象，在中国，没有哪座古都像西安这样，它的现代化转型举步维艰。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笼罩在西北黄尘飞沙之中的西安大街上出现了代表殖民现代化的碎石马路（这是中国挪用外国都市技术关键之点），出现了新式的城市景观。无庸置疑，传统的和现代的物质文化交织在西安，现代的新式文化空间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艰难地扩展着自己的地盘。
民国时期的作家们从物质文化、历史遗迹、以及文化新空间视域勾勒出了这座古老城市古今杂糅，现代与传统交融的特色。尽管从声光电角度讲，西安的现代化发展还是那么的微弱，但是在民国作家们的笔下，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街衢发生了变迁，发现旧有的宫学、书院被新兴的学堂、书局、书店、报馆所代替。正是这些新的城市景观、新兴的文化空间的诞生，西安城逐渐走进了现代化城市的行列之中，尤其是这些新文化空间不仅培养了陕西大批的现代人才，他们很多走出西安，走向了欧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驱和创建者，而且对普及陕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西安城市的生命力不断得到绵延。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本文转载自《西安地方志》202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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