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约768-约830），字文昌，和州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乌江镇）人。中唐时期的官员、现实主义诗人。曾任官水部员外郎，人称“张水部”。代表作有《江南曲》《江村行》《湘江曲》《泗水行》等。
张籍平生所历俱为京官，并无外任经历，仅以京官身份短暂出使，自元和元年（806）至大和四年（830）的25年之间，皆居于长安，所创作诗歌中留下大量描绘京城闲居的篇什，可据之探求他在长安居所的变迁。张籍的长安居所非止延康坊一处，长庆元年（821）后他移居街东靖安坊，而之后的长庆四年（824），似又移居别坊，坊名不可考，但应仍在街东。据张籍《祭退之》中与韩愈“居处隔一坊”的自述，有长兴坊、大业坊、昇平坊三种可能（韩愈住靖安坊，唯此三坊与靖安有一坊之隔，并在街东）。
（一）延康坊居
延康坊范围对应现代西安市太白北路以西、友谊西路以南、西何家村西北区域，坊址主体位于今白庙村一带。
元和元年（806）春，张籍经吏部铨选调补太常寺太祝，品位虽卑，但属京官，因需觅得京城住处。当时科举官僚萃居街东，而张籍家贫并困顿，只能暂时赁居于街西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七坊，坊名延康。坊内西南隅与东南隅，分别为长安大寺西明寺、静法寺占据，尤以西明寺规模宏大。据韩愈对张籍居所的描绘，张籍应在西明寺后小屋居住，而由于该寺后方地势低洼，张籍住所的环境不容乐观，甚至不够清洁，恰处泥沟之上，周边皆是长满浮萍的污水，春夏季常有蛙鸣相扰。关于租住延康坊，张籍本人的诗文中虽未直接提及，仅言“西街宅”“西街幽僻处”，却见于与之交游的白居易记载，言“同病者张生，贫僻住延康”。
自元和元年（806）起至长庆元年（821）的15年时间里，由于久淹于太常寺低级礼官位，且不幸罹患眼疾，张籍一直僻处街西，无力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与韩愈、白居易等友人或迁或贬，转徙于京城与外地的人生轨迹相比，张籍的生活崇尚简朴而懒散倦怠，围绕街西的一方小天地，创作出大量的闲居诗，如《早春病中》《早春闲游》《夏日闲居》《病中酬元宗简》诸篇，诉说自己贫穷年迈，仕途不顺，病痛折磨的负面状态。张籍个人或未料及，此种诗风将来会成为引领潮流的文学形式，被标举为晚唐诗之滥觞。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康坊居住的漫长时间里，张籍的行踪并未被街西之偏僻以及视力之暂失而牵绊，他仍有不少机会跨出居所甚至跨越朱雀大街，在长安的不同区域活动。通过梳理元和中集中创作的歌诗可知，张太祝在官事之余多次出坊行游，活动范围涉及延寿坊的贾岛精舍，通义坊的九华观，永达坊的处士王龟别居，道德坊的开元观（与韦处厚同游），大通坊郭子仪旧宅改建的法雄寺，大安坊的秘书郎杨巨源居所，甚至可能因送别友人元宗简西行凤翔，远至长安城西之金光门。
不仅如此，在眼疾被治愈后的时段里，张籍曾应友人之邀做远距离行游。元和九年（814）眼疾初愈，张籍便迫不及待至街东靖安坊韩愈宅看花，此后又与韩愈、周况等人出外郭城至韩家城南别庄野游。元和十一年（816），他独自一人东出通化门，访京郊大寺章敬寺，凭吊怀晖禅师，并题诗于其影堂。元和十二年（817），张籍与时任昭应丞的老友王建同游华清宫及名刹石瓮寺，对安史之乱发生60年间的人事代谢，寄予深沉感叹。
（二）移居靖安坊
靖安坊范围对应今西安城南小寨片区，北至二环南路东段，南至兴善寺东街，西至长安中路，东到翠华路。
中唐时期长安官僚的住宅呈现出随官阶上升而东移的趋势，张籍亦为例证。张籍早年坎坷，当其步入半百之年后，反而迎来了仕途的接连爬升，元和十一年（816）由太常寺太祝（正九品下）转国子助教（从六品上），十二年（817）转广文馆博士（正六品上），十五年（820）秋任满，转秘书省秘书郎（从六品上），是年冬经韩愈推荐，即迁为国子博士（正五品上）。国子博士虽为职闲之学官，然已步入高层文官行列，需参与常朝，此时张籍僻居街西就成为现实问题。由延康坊东行、北行至大明宫需经历较长路程。恰在即将由秘书郎转入国子博士之时，张籍收到了当朝名臣、时任河东节度使裴度的馈赠——骏马一匹，帮助解决朝参问题。张籍喜出望外，即赋诗谢裴司空寄马，裴度以诗酬答之，而元和末在京城的文官名流韩愈、白居易、元稹、李绛、张贾等赓和之，传为一时佳话。且抛下唱和形式不论，多人诗句中提及骑马朝参问题，白居易和诗“丞相寄来应有意，遣君骑去上云衢”，张贾诗云“须知上宰吹嘘意，送入天门上路行”，而张籍本人更是对乘马参与即将到来的元日大朝会予以畅想：“长思岁旦沙堤上，得从鸣珂傍火城”。由赠马唱和亦可推知，至元和十五年（820）底张籍尚居延康坊。
张籍移居街东，当在长庆元年（821）的早春，所择新居在街东第二街自北向南第五坊靖安，恰与韩愈同坊。友人纷纷向张籍致贺或到访新居，如贾岛、元宗简，从张籍酬答诗可确知，新居在靖安坊。靖安处街东中部，距离乐游原上的科举官僚聚居区亦不远，由此坊东出的南北大街直趋大明宫建福门外百官待漏处，交通甚为便利，有助于朝参及交游的展开。在初移至新居的这段时间里，张籍频有诗记居住街东中部之地利，他向住昇平坊的友人元宗简感叹“更喜往还相去近，门前减却送书人”（现仅隔一坊）；初预早朝，当先于居街东乐游原区域的僚友白居易、严休复到达时，他以在场者之眼，记述了“常参班里人犹少，待漏房前月欲西”的景象，寄语二人“凤阁星郎离去远，閤门开处入还齐”。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张籍以所居靖安坊为中心，积极参与街东科举官僚交游，行踪曾至靖安坊韩愈宅、昇平坊元宗简宅、永乐坊裴度南园、新昌坊杨於陵、嗣复父子宅，以及曲江池等处。
（三）再移居住址考证
张籍再次移居的消息，出自其自述。长庆四年（824），张籍一生挚友韩愈病笃，是年五月，韩愈至城南别庄养病，张籍陪同，共处两月。七月十五日前后，因张籍新授主客郎中，韩愈百日假将满，两人一同返回长安。由张籍《祭退之》诗记述“籍受新官诏，拜恩当入城。公因同归还，居处隔一坊”可知，至迟到长庆四年（824）五月之前，张籍已由靖安坊移出至他坊。由与靖安相隔一坊的信息，推出三种可能，长兴、大业、昇平坊，那么张籍究竟居于何坊呢？遍检史籍及张籍与友人酬唱诗文，均无直接的坊名记载，但有若干线索，可据之稍加推测。
首先，张籍移居处应当不在乐游原附近诸坊，见于宝历中他与友人贾岛的往还诗。贾岛服膺张籍，元和七年（812）初入长安应举时，即择张氏为邻，特租住延寿里。元和十三年（818），贾岛迁居长安城东乐游原以东的昇道坊，自称为昇道精舍（除昇道精舍外，贾岛另有野居在城外，张籍亦曾行至，言其“青门坊外住，行坐见南山”）。张籍迁居街东后，曾多次到乐游原上探望贾岛，一起切磋，“对坐天将暮”，并寄诗慨叹贾岛“篱落荒凉僮仆饥，乐游原上住多时”的现状，对其久试不第，深表同情。既言贾岛于“乐游原上住多时”，而自己只是到访，则张籍并不在乐游原上住。
其次，张籍新移居处应距街东、正当朱雀街的靖善坊不远，见于宝历、大和之际（825-829）他寄赠京城知名宗教人物广宣上人之诗：“自到王城得几年，巴童蜀马共随缘。两朝侍从当时贵，五字声名远处传。旧住红楼通内院，新承墨诏赐斋钱。闲房暂喜居相近，还得陪师坐竹边”。广宣元和年间至长安，名声大噪，被尊为内供奉，赐居长安东北角长乐坊的安国寺红楼院；敬宗宝历中，曾因故被逐出红楼院；文宗继位后，重诏其入安国寺。张籍诗言广宣“旧住红楼通内院，新承墨诏赐斋钱”，说明其时正当广宣重入红楼院前不久，而张籍与广宣此时所居较近，“闲房暂喜居相近，还得陪师坐竹边”。广宣在承恩入内之前居于何坊，殆有线索可寻。元和年间其初入长安时，曾居京城大寺兴善寺，寺内有广宣上人竹院（详见杨巨源《春雪题兴善寺广宣上人竹院》诗），恰可与张诗“坐竹边”相对照。大兴善寺位于朱雀街东靖善坊，与张籍街东的第一住所靖安坊宅倒是直接相邻，但张氏早在长庆中已移居，则可推测，再移居之所距靖善坊亦不太远。
由以上两个判断，基本可将选项之一昇平坊排除，一来昇平坊正当乐游原上，二来昇平坊偏东，距靖善坊稍远。那么长兴与大业二坊，何坊为张籍新居的可能性更大？讫无直接证据，只能再提供一则旁证。张籍曾有诗赠友人、处士王龟，谈及“旧宅谁相近，唯僧近竹关”，即个人旧居与王处士隐居之处相近。王龟隐所，《旧唐书》本传有记载：“（王龟）性简澹萧洒，不乐仕进。少以诗酒琴书自适，不从科试。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为宏敞。龟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书斋，吟啸其间，目为‘半隐亭’。”应在朱雀街西第一街的永达坊，与张籍旧居相近。于迁居三次的张籍而言，此处“旧宅”有延康、靖安两种可能，但由延康至永达至少五坊之遥，称不上“相近”，“旧宅”当指靖安。此诗当作于张籍由靖安坊迁出之后，若其再迁处为大业坊，大业至永达坊与靖安至永达坊的距离相当，不必感叹“旧宅谁相近”。由此可知，张籍再移居长兴坊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联系到长庆以后张籍宦途通达，由国子博士迁水部、主客郎中，复致四品高官国子司业，均需常参，由靖安北移至离大明宫更近的长兴坊，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徐畅，本文转载自《西安地方志》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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