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魏第二次河西之战

战国时期秦魏争夺的河西是指现陕西和山西之间黄河以西至洛水以东的关中地区。这块土地对秦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南过渭水可以锁定潼关，西过洛水可以直接压向渭河平原腹地，东过黄河可以觊觎山东，中条山南北都尽在掌握。可谓兵家必争之地。秦魏两国为夺取河西之地，自公元前419年到公元前330年，历经5次大规模战争，以魏国先胜后败，秦国先败后胜告终。

战争背景

第一次秦魏河西之战，秦国战败，其势力被压缩到了渭水流域。魏国占领了战略要地河西，河西的魏军就像一把举在秦国头顶的尖刀，随时都能砍下来，秦国面临随时亡国的困扰。公元前408年之后，魏国与东边的齐国、郑国交恶，战略目标向东转移，专注于诸侯争霸，留下吴起镇守河西。秦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安全，趁魏国无力西进之时，积攒力量向魏国发起了反击。第二次河西之战爆发，秦国矢志不渝企图夺回河西故地，魏国军队则严防死守力图遏制秦军复仇。

在第二次河西之战中，秦国处于攻势，但以秦国的综合国力和旧的军事体制，虽然参战人数众多，也注定难以取得重大战果。魏国方面，由于魏文侯去世，魏武侯继位，国内政治层面君臣离心，且战略重心并不在河西，因此魏国仅仅处于守势。尽管如此，魏国还是在战场上重创秦军。

战争进程

经过几年时间的调整，秦国发起了反击，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上演了。公元前401年（秦简公十四年），伐魏至阳孤（《史记》作阳狐，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公元前393年（秦惠公七年），魏败秦于注（今河南临汝西北）。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十一年），秦侵魏阴晋（今陕西华阴东）。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十三年）魏伐秦，败秦于武下（今陕西华县东），虏秦将识。

这几次战争的结果，大体都是以秦国失败而告终。最为惨烈的则是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秦国集结五十多万士兵在秦国的咽喉之地阴晋与魏国军队决一死战，企图一举夺回河西之地。虽然秦军在人数上数倍于魏国军队，并且又是“主场”作战，占据一切有利因素，然而魏国军队在其杰出军事将领吴起的带领下士气高涨。秦军一进攻河西，魏军立即有数万魏武卒不待命令自行穿戴甲胄，要求作战。魏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就是魏武卒，魏武卒是吴起训练的精锐步兵，是战国时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据《荀子·议兵篇》记载：“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魏武卒宅。”可见魏武卒是身披三重甲的重装步兵，能成为魏武卒一员，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很优越，选拔合格后赐予田宅。魏武卒实质上是专业的募兵制精锐步兵，是一支具有优秀身体条件、精良军事装备、过硬军事技能和巨大物质刺激的部队，从实体到精神，其强悍程度均是当时其他军队所无法比拟的。

反观秦国的军队，依然是旧的征兵制度，主要兵员是身份低于国人的野人（庶人），按田亩数量征兵，是生活在军事组织与地方行政组织相结合制度下的农民，平时生产和参加军事训练，战时由封建贵族带领，聚集成军，发放车马、甲胄、兵器，战毕解甲归田。吴起治西河，训练魏武卒，行庆功宴会，使立上功者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皆全；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不得用贵重餐具。宴会结束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父母妻子家属。对死难将士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以示不忘。

吴起请魏武侯派5万名没有立过功的魏武卒，由自己亲自率领反击秦军。武侯同意，并加派战车500乘、骑兵3000人。战前一天，吴起向三军发布命令说：诸吏士都应当跟我一起去同敌作战，无论车兵、骑兵和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然后，吴起率领魏军在阴晋向秦军发起反击。魏军人虽少，却个个奋勇杀敌，以一当十。魏军经反复冲杀，将50万秦军打得大败，取得了辉煌战果。面对举全国之力而来的秦军，吴起通过精神激励，极大地提高了魏军士气，显著地增强了战斗力。并以少数精兵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保卫了河西战略要地。这场战役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体现了魏国新军制和秦国旧军制之间巨大的鸿沟。

战争影响

第二次河西之战时，秦国依然积贫积弱，无论在士兵训练，经济后勤，战略战术上都无法与魏国相提并论，即便是倾国而来，也被吴起轻松击破。秦国这种攻战，只能消耗国力，没有实利。按照这一态势下去，秦国可能迟早要被魏国灭亡。然而，世事难料，阴晋之战后两年，魏文侯去世。魏武侯继位后，有人诬陷吴起，引起了魏武侯对吴起的猜忌，吴起无奈之下只好逃离魏国。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随着吴起奔楚，魏国的国运盛极而衰。秦国则即将结束四代乱政的局面，秦献公登上历史的舞台，开始了秦国的改革，迎来了国力的强大。

这就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