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一大批优秀的西安儿女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奋斗、前赴后继，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王泰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称赞他是“我党领导的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王泰吉生平简述
王泰吉（1906～1934），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今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道）尖角村人。1912年随父王新斋至西安城入小学读书，后又读3年私塾，1921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5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王泰吉被派到驻河南开封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任学兵营排长。他在所在连队组织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革命活动，参加成员达40余人。1926年王泰吉转入陕军甄寿山部任教导营学兵队队长、第一营营长，负责中共雨金（军队）特别支部工作。1928年4月率该营官兵近300人发动了麟游起义，因遭敌阻击、寡不敌众而失败。同年５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他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同志一起，参加和领导了渭华起义，被任命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西北工农革命军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打土豪、分粮食，协助地方党组织在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北到渭北、南至秦岭的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建立了红色政权。
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王泰吉再次领导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起义部队共约2000人。后部队被打散，王泰吉率百余人突出重围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与李妙斋、习仲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智取张洪镇，夜袭合水城，在毛家沟门战斗中以少胜多，使部队转危为安。11月部队整编后，任红26军第42师师长，随后率红军进军南梁，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约100华里的红色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1934年1月，王泰吉赴豫陕边做兵运工作时，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捕。同年3月3日，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宋子先监督下，王泰吉被秘密杀害于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大院内，年仅28岁。
1951年，党和人民政府在西安革命公园为革命烈士王泰吉专门修建了纪念亭和纪念塔，供后人瞻仰和纪念。2012年，在王泰吉的家乡北田街道尖角村，王泰吉烈士墓被命名为西安市党史教育基地。2013年，为了缅怀英雄，尖角村村委会修建了王泰吉烈士广场。2019年，王泰吉革命事迹馆纪念馆建成，该馆包括王泰吉革命事迹展示、尖角村村史馆和北田街道党性教育基地三个组成部分，已成为党员干部、青少年学习党史，锤炼党性，感悟乡村文化的重要场所。
传承红色基因 提高党性修养
“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蹈覆待何年”，这是1924年王泰吉离开古都西安，赴广州黄埔军校就读之前所作的一首诗。正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此刻的王泰吉，受马列主义宣传家、西北党组织的创建者魏野畴之熏陶，已确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式的革命理想。王泰吉烈士的党性原则强、党性修养高，是我们广大党员学习研究的楷模，结合他的革命事迹，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学习研究：
一是理想信念坚定，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骨干来自农运、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农民起义基础上不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早期武装力量的骨干来自兵运工作,具有其独特性。1927年9月26日通过的《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中组织指出，“今后军队中的工作应与农村一样的注意深入，健全军队中的支部，大量的吸收由农村中来的革命青年。”并提出了口号：“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1929年四五月间，刘志丹在红石峡会议上提出“三色”革命理论（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可以有红色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中共陕北特委结合确立了武装斗争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以兵运工作为主，注重兵运与农运相结合，可以说是早期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1924年冬，王泰吉在广州黄埔军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王泰吉毫无畏惧，先后在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任学兵营排长，陕军甄寿山部任教导营学兵队队长、第一营营长，陕军杨虎城部任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新兵训练处处长，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等职，从事兵运工作，为西北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而不懈奋斗。王泰吉从事兵运工作，虽屡次受挫，却坚持先后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麟游起义、渭华起义和耀县起义，可谓“一身都是胆”。特别是耀县起义的发动，对西北革命武装斗争、激发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有重大意义。1933年初夏，王泰吉的骑兵团由三原县移防到耀县，王泰吉主动通过在三原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何寓础联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表示要按照省委指示发动起义。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领骑兵团近两千人，发动了震撼陕甘的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1月13日，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陕西省委确立的七月“冲锋月”，最大的胜利就是“党组织了王太[泰]吉骑兵团近一千士兵的兵变，与二十六军签订反日作战协定，高树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正如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所指出的，耀县起义的意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
二是对党绝对忠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终身。
点石成金，将“白色的”军队转化为红色的工农武装力量，其危险性可想而知，正如习仲勋同志所指出的，“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王泰吉也曾因此两度身陷囹圄，受尽折磨，但他对党绝对忠诚，革命信念并无丝毫动摇。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只身到河南省南召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敌人逮捕后押解到南京监狱，和党失去了联系。尽管入狱，他始终未暴露身份，严守党的秘密，并在狱中写诗明志：“南京被押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炼愈坚。”将敌人看做虱子和跳蚤之类的“丑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大无畏气概。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抗日高潮，此时的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4年1月，时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根据中央“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等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指示，胸怀壮大抗日力量，挽救民族危亡理想的他在得知刘桂堂（刘黑七）率领山东人民军武装近万人来到豫陕边境地区后，主动提出前去开展兵运工作，说服刘桂堂抗日。然而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识反动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将他扣押，解送西安。在狱中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临刑前，他在《绝命词》中写道：“这头颅任你割断，这肉体任你踏践，一切听自然。”
王泰吉被关押期间，组织和杨虎城部队里的许多旧友曾多方营救，然而因事已见报，南京政府严令“处决”，未能成功。革命军人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他恳切地对杨虎城部队旧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能为全国的团结抗日事业出力。王泰吉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坚持为团结抗日救国力量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争取陕军将士“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着实令人钦佩。
三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伟大斗争中身先士卒。
只身一人开展兵运工作，带领士兵弃暗投明、发展西北革命武装力量，其难度可想而知，王泰吉为什么能？一是他骁勇善战,带兵有方。1930年，中原大战（蒋冯阎战争）爆发，杨虎城率部从河南攻入陕西潼关。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暂时栖身于杨虎城部的王泰吉作战英勇，得到杨虎城将军的重用和广大士兵群众的信任。二是他重视和落实士兵群众的切身利益，向士兵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王泰吉出身农家,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从来不给家中接济分文,甚至以家资补贴群众。就任骑兵团长后,他往往把挣的钱全部用在周济部下和帮助乡友上，还资助一些青年到外地读书,因此与士兵群众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通过王泰吉的不懈努力，起义之前，“士兵中给红军募子弹，要求开出关外打日本的呼声到处可以听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更推动了骑兵团兵士的动摇与革命化。”
王泰吉领导耀县起义后，迅速解除了全城的反动武装，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伪县政府和城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并开展游击运动；又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后又与刘志丹等人指挥红军游击队长途奔袭，攻下甘肃合水县城，先后毙、伤、俘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民团团长以下三百多人，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至此，红军游击队威名大震，陕甘边的贫苦人民欢欣鼓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大群众被反动分子和恶霸地主残酷剥削，王泰吉通过惩治反动分子，给农民分粮分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做到了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斗争是伟大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1933年深秋，总指挥王泰吉带领部队宿营在庆阳县的毛家沟门村。红军因长途奔袭，连续作战，非常疲劳。拂晓时分，敌军赵文治团突然袭击，猛攻我军总指挥部驻扎的北山坡，情势非常危急。王泰吉并不慌乱，他首先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下山坡，涉过小河，顽强阻击，顶住了敌人的凌厉攻势，掩护总指挥部和部队向北山上转移。然后，他又赶到山顶上，组织部队，准备反击。王泰吉手提匣子枪，坚定而沉着地说：“同志们！敌人已经追击我们好多天了！今天，我决心和大家一起冲锋，把这一股敌人消灭掉！”“要革命就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敌人不到跟前不许乱放枪，听到冲锋号就要勇敢地冲锋，把敌人压下去！”敌人扑到跟前的时候，王泰吉一声令下，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密集的排子枪和机枪打得敌人倒地一片，前面的敌军掉头鼠窜，后面的敌人不战自溃。冲锋号响了，王泰吉手挥匣子枪，高喊：“冲呀！”率领部队，冲下山坡。战士们见总指挥舍生忘死带头冲锋，一个个挺起刺刀，如猛虎下山，直扑敌群，顷刻之间，把多于我军三倍的赵文治团完全冲垮了。王泰吉、刘志丹带领红军战士，乘胜追击，杀得敌人四散逃跑，尸横遍野。毛家沟门战斗极大的鼓舞了西北群众的革命斗志，王泰吉被群众称为“神将”。在红军队伍中，王泰吉除了身先士卒，待部下更是亲如弟兄，受到士兵群众的普遍尊敬。在一次战斗中，战士孔令甫负伤，王泰吉和参谋长刘志丹亲自抬担架走了十多里，躺在担架上的孔令甫感动得热泪盈眶。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强敌进犯，危难关头带头冲锋、击退强敌，与和平年代领导干部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同理，正所谓“为官避事平生耻”，党员领导干部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引导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为我们党事业的兴旺发达凝聚更强大的合力。
四是功名不必自我成，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大局观念。
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担任总指挥。同年11月，部队整编为红26军第42师，他出任师长，这两个阶段刘志丹均任参谋长。1934年1月，王泰吉主动提出去豫陕边境开展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由刘志丹接任师长。王泰吉既是兵运工作的干才，又是武装斗争的“神将”，为了响应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壮大抗日救国力量、发展西北革命事业，他主动放弃军事主官位置，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鼎盛时期，主动去更加危险的白区发展红色武装，正是其“功名不必自我成”理念的最佳诠释，也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黄埔精神之最佳展现。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个王泰吉这样的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宇宙将来到处红”的革命理想在中华大地上方得以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面临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格局巨大调整，机遇与挑战并存。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时强调，“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创业难，守业更难。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破除了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统天下，有力的回击了西方学者狂妄的提出的以资本主义制度“终结人类历史”的荒谬之论，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光明前景。我市党员干部应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党性修养，只争朝夕、真抓实干，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为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附：王泰吉烈士英勇就义前，在被囚禁的十多天里，写出了万余言气壮山河的诗词，读来令人心潮澎湃，现将其中一首恭录如下：
堪叹国事日益非，
屡经起义与愿违，
自我牺牲视如归，
莫行于先谁继后。
功名不必自我成，
革命实践作先锋，
遗嘱同志莫顾虑，
宇宙将来到处红。
资料来源：
1、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载《人民日报》1984年3月3日第4版。
2、《王泰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载《人民日报》2018年9月6日第6版。
3、芦狄：《习仲勋：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4-1936》第254页，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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