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金苏区时期西北地区党的群众工作回顾

大革命时期,西北地区的党组织通过农运、学运等方式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党组织注重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西北革命蓬勃发展。

1932年4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分析了陕西的形势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起来的实际情况,向陕西省委提出了“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 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苏维埃区”的任务,决定按红军编制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按照中央部署,在西北党组织的领导下,1932年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奇袭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打响了照金苏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同年12月24 日,红二十六军在宜君县转角镇成立,在照金地区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到1933年上半年逐渐形成以照金镇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起断头山、王家沟,南到老牛坡、桃渠原,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照金革命武装割据区域,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实际主持工作),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这一时期西北党组织领导红军与革命政权,注重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形成了包括“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内的照金精神。照金苏区时期西北地区党和革命政权的群众工作,主要特点为:

一切从实际出发,放手发动群众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群众开展动员,凝聚起照金苏区革命的磅礴力量。当时照金苏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习仲勋、周冬至等革命政权领导决定,“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户一户做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西北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建立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条例,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等政策,并开展戒烟、戒赌、放足等社会改造。

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照金苏区时期通过党的群众工作,西北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实现了“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时革命政权领导人习仲勋具有非常良好的群众基础,据美国友人李敦白回忆说,“当年在陕甘边的时候, 跟习仲勋在一块, 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习仲勋也很熟悉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况。”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所作的鉴定指出,“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一个生动的表现是,“在一个夏天,仲勋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

在艰苦环境下坚持革命,为人民群众解放而战

当时照金苏区的革命领导人,把苏区称为“梢林”。选择条件艰苦、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开展革命,“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 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照金苏区的革命领导人,如同陕甘高原的梢林一般,在艰苦环境下为人民群众的解放而战,“它所代表的为人民而奋斗的真挚、快乐、谦逊、踏实、坚韧、坦荡、包容的美好品性,及与大地同在的顽强生命力,成为一种独有的精神特质”。1933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照金、转入外线作战以后,国民党对照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围剿”。此时,习仲勋根据陕甘边特委决定,在附近农村做部队撤退和转移的工作,他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他受到了一位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她半夜里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吃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给我送来。”照金苏区的历史地位,正如习仲勋后来总结的,“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3年7月,错误执行“左”倾路线的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紧要关头,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人于8 月14 日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保证了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纠正了部分干部中出现的右倾悲观错误倾向,确定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使西北革命事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由于广泛发动了陕甘边区的革命群众,“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余地。”在艰苦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与发展,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其中一部分发展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正如李维汉在《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中所述,“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等。”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结语

照金苏区时期,习仲勋等西北革命领导人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干部与群众亲密无间,荣辱与共。一方面,这种和谐的干群关系是对中国革命最好的宣传;另一方面,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正如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所指出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毛泽东的描述生动而具体,正是因为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注重解决中国群众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革命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资料来源: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第136——137页。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4、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之(一) 》,1988年版,第29——30页。

5、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6、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

7、《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8、习远平:《追忆习仲勋的梢林精神》,载《深圳特区报》2014年10月15日。

9、李忠杰:《推进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第7页。

10、李蓉:《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