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政关系的历史考察

1927年秋至1932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动了渭华、渭北、旬邑等多次起义。1932年1月,会师后的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是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初步尝试。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刘志丹对习仲勋总结道,“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至此,西北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搞革命单靠武装力量是不够的,开始研究创建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课题。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队与政府(革命委员会)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32年2月至9月,以寺村塬为中心的第一阶段。

此阶段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1932年2月12日在甘肃正宁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时任省委军委书记的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兼任政委。同年2月上旬,《陕西省委关于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中正式提出:“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此准备建<立>苏<维埃>政府。”同年3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县城以南的寺村塬,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李杰夫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至此,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这是西北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实践。此时期的军政关系,据陕西省委后来的总结,“过去游击队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游击队下设的一个部门,听游击队的指挥,不了解它是一个群众的政权机关,以致革命委员会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形成强有力的政权机关。”这一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仅是被武装力量看做下属机构,并未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权机构。

二、1932年9月至1933年10月,以照金为中心的第二阶段。

1932年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奇袭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同年12月24日,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该军队便成为重建陕甘边政权的支柱力量。1933年3月15日,《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特意指出,“二十六军、游击队、农民联合会及党与青年团作最广泛的群众鼓动,动员群众自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分土地,不要成为二十六军的分土地。”可见此时的陕西省委认识到了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同年4月5日,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土儿梁(坪)召开,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贫苦雇农周冬至担任主席,习仲勋当选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赤卫军总指挥部及土地、“肃反”、经济与文教四个委员会。对此,习仲勋本人曾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余地。”这一时期的军政关系是较为融洽的,军队主要负责“打土豪”,政府主要负责“分田地”。

三、1934年2月至1935年2月为以南梁为中心的第三阶段。

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新阶段,是其鼎盛时期。1934年2月25日,华池县四合台召开了陕甘边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重建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同年7月中旬,中共陕甘边特委会议通过了《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提出要求,“特委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根据特委部署,同年10月,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一次,刘志丹正在给红军干部学校的学员做演习,看到习仲勋同志走来,立即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并向习仲勋敬礼报告,要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并讲话。这个事例生动的展现了当时和谐的军政关系。习仲勋曾动情地回忆:“他的行动真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事后刘志丹也指出:“我是军委主席,你是边区政府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1934年11月1日至7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府主席为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刘志丹。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暨庆祝大会在荔园堡大场内举行,习仲勋发表了施政讲话,并在会后的盛大阅兵式上检阅了人民武装,“他从注目于主席台的数千名饱含深情的眼睛中,真正体会到了根据地军民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和期望,从而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他的眼眶湿润了。”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不仅军队拥护政府,政府也对军属进行了优待。政府“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南梁时期政府的土地分配方案第八条还特意强调,“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这一政策可谓是后来“拥军优属”的先声。


资料来源:

1、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甲4),1992年版。

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3月、甲6),1992年版。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甲7),1992年版。

5、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

6、曲涛:《习仲勋在陕甘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7、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8、《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9、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