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政关系简述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统一领导而形成的。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今属子长市)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加强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和反“围剿”的问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西北革命根据地统一领导以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时期的军政关系堪称典范。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地区恢复了具有临时政权性质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同年10月,在红军干部学校的学员训练期间,刘志丹作为军队干部主动对前来巡视的政府主席习仲勋敬礼报告,要求学员立正接受检阅。对此,习仲勋曾回忆说,“他的行动真有感召力”,在刘志丹等军队干部的努力下,“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刘志丹曾对习仲勋说:“我是军委主席,你是边区政府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暨庆祝大会上,主席习仲勋在盛大阅兵式上检阅了人民武装。通过军队主要负责人刘志丹与政府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正确处理军政关系的积极探索,此时期形成了军队保卫政府、政府拥护军队的优良传统。

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政关系经历了两个时期。1935年2月到1935年9月16日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时期,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共同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将陕北、陕甘边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这一时期军队主要行使了保卫政府的作用。1935年9月16日到1935年11月为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本地干部被排斥到主要领导岗位以外,尽管他们不顾个人得失,与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的胜利,后来却在错误的“肃反”中被逮捕,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干部被杀害200多人,包括军政系统在内,西北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党中央毛主席长征达到陕北以后,1935年11月3日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停止了此前错误的“肃反”。随着红军各主力部队的会师完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力量的大本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得到大整合、大发展;政府方面则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团主席。党中央的到来,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解决了西北革命的重大危机。自1935年11月到1937年9月,西北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前,西北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党领导下融洽的军政关系。这一时期党的主要负责人重申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要求“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军委则负责具体指挥战斗。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军队与政府配合默契,对外发出同一个声音,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代背景下共同争取更多力量参与抗日救国的事业。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我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军队愿意同一切认同抗日救国理念的力量一道,“共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一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形势严峻,军队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保卫革命根据地及苏维埃政权,为了增强保卫根据地的力量,中共中央对游击队提出了正规化建设与帮助建立地方政权的要求。


资料来源:

1、曲涛:《习仲勋在陕甘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页。

3、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