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陕北和关中地区革命事业蓬勃发展，建立起“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后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领导全国革命的落脚点与出发点。这一时期，陕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进入宁陕后，发动群众惩治贪官污吏，组织抗日队伍；1935年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北后，红七十四师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继续活动在宁陕、石泉、镇安一带坚持打游击，与敌周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一支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在长安县引驾回（今西安市长安区引镇街道）起义组建、陕南地区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这一红色武装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西革命斗争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的，牵制了国民党在陕南的部队，在秦岭南麓的安康、商洛和汉中地区结合部10个县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为陕西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1931年3月，这支红色武装的核心人物何继周（何振亚），与沈启贤、徐海山、孟子明等二十多名爱国青年，加入陕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军官训练班（后改为陕西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受训。受训期间，他们受到共产党员孙作宾、胡振家、吕剑人影响，开始接受革命理念。在平利干部教育班学习期间，受到大队长张惠民（参加过由宁都起义改编的红五军团）影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纪律、生活等情况。奉命“追剿” 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之时，沿途耳闻目睹了红军秋毫无犯，百姓十分拥护的动人情景，深受教育，坚定了学习红军，建立红色武装的信念。随后，教育班司务长沈启贤、班长何继周共同集结11人，在平利县城组织成立了“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并推举沈启贤为主席、何继周为总指挥。1933年7月，平利干部教育班结业，“赤卫团”成员分配到安绥军（后改编为国民党军陕西省警备二旅）四团各连担任班、排长。按照临行前每人都要联络一批人员兵变出来，参加红军的决定，开始在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秘密联络，开展兵运工作。1934年，何继周所在连队奉命开往汉中,围堵红军,何继周带领所属部队,将枪口朝天,乱打一气,暗送红军顺利过境。
“赤卫团”人员，汲取了安康起义失败的教训，即起义的群众基础和时机不太成熟，不急于起事。1935年冬，国民党军陕西警二旅奉命防堵红二十五军，移驻柞水、长安，“赤卫团”制定了4个连同时起义的计划。四团团长沈玺亭早期在军中较受排挤，因此对于进步下级军官在四团的活动，持默许态度，既不限制，又不支持。然而12月7日，该团四连班长张子新单独率一个排先行起义，全团形势骤然紧张，沈玺亭由于得到了较好的安置，也逐渐倾向反动。在这危急时刻，12月11日夜，第九连连附兼二排长何继周等果断放弃此前计划，在红二十五军曾战斗过的长安县引驾回起义成功，勒死反动连长张纯武,将全连120余人及全部武器拉进秦岭中。何继周在雪封大地的秦岭梁上宣布:“我们这支部队,要同红军一样,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让穷人翻身做主。”随后,他宣布了几条纪律,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振亚（寓意振兴亚洲）,自任部队总指挥。不久，起义部队在宁陕县沙沟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并根据其建议成立“陕南游击纵队”，由何振亚任指挥、苗鸿鑫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此后张子新、王展带领的四连24名起义人员，汉阴县进步青年李伯亭带领的起义农民20余人，先后与游击纵队会合。陕南游击纵队在陕南多地活动，影响力很大。时任民国政府汉阴县县长张一之给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中提到，“何继周股匪窜扰各县，出没无常……现闻警二旅沈团又有一部哗变，多系汉阴县籍。以言清剿，则武力不充；以言收抚，则又收不胜收……可否赐予成全，将职改调关中？”国民党的汉阴县长被游击纵队吓到企图调职以躲避的地步，可见当时游击纵队威势之甚。
何振亚自起义后,曾多次试图与党组织联系,均未能成功，在敌人重兵反复追剿之下，处境日趋险恶。特别是1936年春，红七十四师转战留坝、凤县一带后，游击纵队顿感势单力孤，曾两度接受改编，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在这关键时刻，中共西北特支根据何振亚在杨虎城部的同事沈敏（时为地下工作者）的汇报，指派共产党员杨文贤、杜俞华和沈敏3人到安康争取这支武装，党指明了这支武装的前进的方向，挽救了陕南游击纵队。据后来担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参谋长的杜瑜华回忆：党组织经过研究，同意我们去。谢华同志给我们交待了任务，说：“你们去争取这支部队，把它拉出来，成为革命的部队。”“通过了解，感觉这支部队不错，是可以拉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决定派杨江同志回西安，向党组织汇报。汇报的内容，一是，何继周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出来干革命；二是，这支部队里的干部，对何继周印象比较好，何能够控制住这些人，这些人也是想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不论是上层的何继周、徐海山，还是中下层干部，都是愿意革命的；三是，这支部队处境不好，国民党肖之楚四十四师住在周围，同时，魏席儒还叫何继周派一些人到安康训练班学习去了。”1936年8月13日，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大河口上游紫荆河院子（今属安康市汉滨区紫荆镇）正式宣成立，举行授旗、宣誓、任命仪式。何振亚任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任参谋长（后沈启贤继任）、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杨文贤以组织科长负责政治领导工作，下设5个支队。随军成立了负责宣传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据杜瑜华回忆：党组织还指示我们，要成立“陕南抗日救国联合会”。杨江、沈敏、何继周、徐海山和我是常委，负责抗日救国会的工作，用统一战线组织名称宣传抗日，发展抗日救国组织。如此一来，这支于长安县引驾回起义，在陕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红色武装，终于在经历种种曲折之后，成为党领导下抗日救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党领导下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与红七十四师配合作战，坚持保卫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该部与红七十四师划分了活动区域，即红七十四师在镇安县以东活动，其在镇安县以西活动。该部经历了奇袭宁陕县城，血战迷峰岭，攻打四方寨，夜袭五里铺，歼灭石泉马池、安康茨沟镇保安队，大战旬阳蕃家河等战斗，挥戈转战南北，攻汉阴，取东镇，转战平利、镇坪、旬阳等县，取得了一定军事斗争成果。然而，这支红色武装在陕南地区发挥的最大作用不是军事斗争，而是抗日救国的政治宣传。在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的情况下，该部通过对抗日救国纲领的宣传，让当地人民了解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局面；通过学习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肃军纪，宣传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据开国中将李雪三回忆：“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在这个形势下，陕南出现了‘抗日第一军'。这是很能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红色武装在政治上扩大了党的影响，在军事上有力配合了红七十四师的武装斗争，组织发动了群众，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为党培养了干部，其主要领导何继周（何振亚）后成为开国少将，曾担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等职。
1936年12月12日，中共西北特支领导徐彬如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名义，在西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首次披露：“民众武装组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中央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团。截至1937年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由起义初的百余人发展到1400余人。为阻止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编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领导成员不变，迅速赶往潼关以东参加破坏铁路阻敌西进。1937年3月初，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在甘肃庆阳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张英勃在政治处工作。该部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警卫团改编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不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警卫营从韩城县（今韩城市）芝川镇渡过黄河到山西省荣和、再到惇县原坪镇、于沙河镇首战日本侵略军，接着参加平型关战役，如其前身“抗日第一军”之名，真正为抗日救国做出了贡献。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主力北上时，非常仓促，有一百多名伤病员留在陕南，北上途中又有许多战士掉队，几支小游击队也未及收拢。后来，抗日第一军余部收拢沈继林、汤能金两支游击队，联合安康北山胡志玉游击队、紫阳鲁楚恒抗日义勇队、旬阳段启政抗日武装、镇安县申福堂游击队等，队伍曾发展到二千余人，组成“抗日后援军”。后来该武装被国民党当局镇压。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坚持斗争、宣传抗日、牵制敌人，为陕西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支红色武装的意义，正如原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徐彬如所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陕南人民的光荣，陕西人民的骄傲。”
资料来源：
1、《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第二版。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七）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3、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地方志丛书 安康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4、王友根主编：《安康百年纵横》，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5、安康革命老区编辑委员会：《安康革命老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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