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军政关系的几个特点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同年9月6日,党中央将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同年10月12日的会议上对边区政府予以承认。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后改编为留守兵团)。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的要求下,边区政府积极推动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与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抗日自卫军统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

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配合军队保卫边区

依据1937年8月25日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执行全面抗战路线,组织人民群众配合军队保卫边区。1938年3月3日,边区政府在《政府告民众书》中号召:“全边区人民都应该武装起来,把自少队加强起来,武装配备起来,随调随动,发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来配合政府军队抗战,来独立在敌人后方抗战,来坚持边区的抗战”。按照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部署,边区政府号召全边区人民有组织的配合军队作战,实行坚壁清野的办法,“在敌人所经之处,掩藏我们粮食财物,破坏敌人前进的道路,破坏渡口,破坏可以资敌用的一切东西”,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等等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提出口号“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配合军队参加抗战!”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于1939年4月4日公布了《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纲领》分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个部分,共计28条。其中民权主义部分第8条规定:“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抗日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这正是边区政府执行全面抗战路线的体现,对军队的抗战起到了支援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一系列保障军人军属权利的法令

1937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称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规定了抗日军人的六大优待条件,包括军人及军属的免税政策、报销军人乘车费用并由公家负责军人因伤病休养的花费、军属租赁公家房屋的租金优惠、军人子弟读书免费等方面。此外,由于抗日军人在前线杀敌,抗日军属常常缺乏劳动力耕种土地,为保障抗属的生活,《条例》还要求“特区人民应尽代耕代收之义务。”对于因战争受伤而致残的抗日军人,可以进入专门的福利机构“残废院”进行休养,并由国家负责入院军人的一切费用,对于不愿意进入福利机构的致残军人则“由政府按年给终身抚恤费”,这保障了抗日致残军人的基本生活。为解决抗日军人的后顾之忧,《条例》特别规定,抗日军人牺牲或病故之后,“对其子女弟妹幼小的免费入政府设立抗日军人遗族学校,直到年满十八岁由政府介绍职业为止”。在之后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25条中,边区政府重申“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之家属”,秉承了优待抗日军人军属的一贯做法,体现了边区政府对军队抗战的大力支持。

陕甘宁边区党委发文协调军政团结

1938年5月27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提高警惕应付挑拨及破坏边区事件与友党友军关系的指示》(简称《指示》)指出,地方政府及其民众武装应配合军队,对任何在边区“任意捕捉民众,或抢劫财物,形同土匪者”,解除武装并依法处理。针对极个别驻军不尊重政府的军阀主义作风,《指示》强调军队抓人必须经过政府允许,在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与政府对着干,并要求不得随意干涉“个[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同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陕甘宁边区党委训令——关于贯彻实行五月十五日布告的指示》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委协调军队与政府一起发文做出指示,有力促进了军队与政府的团结,保障了政府的执法权威。

军队驻地对边区政府管辖权的确立起到促进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9年2月12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份请示请求将清涧、绥德、佳县、米脂及吴堡等五县划归边区管理,理由是“因该各县早已划归八路军河防部队驻守,且与边区有历史联系,为此可便于指挥和管辖也。”可见,军队的驻地与行政区划的变更有一种重要的对应关系,军队的驻防对边区政府管辖权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抗日战争初期涉及抗日救国大局的公告、公函、通知等大都由边区政府与留守司令处联合署名发布。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军政双方互相尊重,对构建党领导下的新型军政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资料来源:

1、《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73页。

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7页,第41-42页,第166页。

3、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3页。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西安新华印刷厂1994年版,第159-160页、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