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元化”领导是陕甘宁边区新型军政关系的组织基础

1937年2月,为了适应陕甘宁边区(时称特区)政府改制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1937年5月15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特区党委。后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边区特委亦相应地改称为边区党委,此后又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此外,还成立了主管国统区及民族工作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到1941年5月13日,党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工作。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学者论述,“在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党组织、政权机构、军队组织和群众团体。这四种组织中,党是根据地的领导核心,政权是根据地的主要标志,武装力量是根据地的支柱。”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对陕甘宁边区军政等方面的全面领导得到了加强。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在许多领域促进了军政双方的密切合作。比如在经济领域,抗战初期一度出现个别军队不肯使用边币的问题,据1941年3月16日甘泉县政府报告,“禁用法币流通使用问题,有些个别的军队自己不能实行,公开吵嘴不要边币”,该报告举富县警备四团的例子说明这样做的后果将“影响群众和商人,失掉了政府的宣传作用。”对此,同年3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后方留守处肖主任函——请通令所属各地部队严格执行禁用法币命令》指出边区政府已命令甘泉县政府加大宣传力度,请求军队方面从边区金融安全的大局考虑,积极使用边币,禁用法币,“一致为巩固边区金融而斗争,是所至盼。”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西北局的协调下,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发布东电(指一日,原注)《快邮代电——关于严禁法币在边区使用问题》,要求除了政府所辖的公安机关与地方武装以外,动员军队的锄奸部门,“密查有无暗中使用法币情事,并依法逮捕惩办违法者。”规定,“任何地区必须做到以边币作价交换,如有仍使用法币者,各该级政府及当地驻军首长应负责任。”此外,还要求“应视推行边币为各地军政机关本身的紧要工作之一,将执行情形随时报告。”经过党组织的协调,军政双方对边币的重要作用有了一致的认识,共同合作维护边区的经济安全。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发布,以及1942年底到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的“一元化”领导地位最终确立,为新型军政关系的确立奠定了组织基础。该《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保障了各根据地的党组织能够对军政双方进行有力领导:一是在组织原则上,要求“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这在陕甘宁边区的表现就是正式确立了西北局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二是在人员构成上,要求“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这在陕甘宁边区的表现就是在西北局内部,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以及王世泰、张邦英、陈正人等委员分别是来自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三是在工作内容上,要求“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这在陕甘宁边区的表现有在西北局领导下成立的边区总整编委员会、边区一级的总学习委员会,地委领导下分区一级军政的密切合作等等。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会议上军政双方的领导人都做了自我批评。此次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为边区军政关系的成功实践奠定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梁星亮:《试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何立波:《“双拥”活动的来龙去脉》,载《军事史林》2010年第6期。

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145页。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