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中共西安地委派共产党员陈嘉惠等到长安县开展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西安城解围后，各地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向公开。12月，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郗晓峰（郗天皙）等人去长安缪家寨、杜曲、黄良、郭杜、鱼化、河池、三桥等地，宣传国内革命形势及农民协会章程，着手筹建农民协会。凡贫苦农民，不分男女，只要承认农会章程，拥护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均可入会。经宣传鼓动，要求加入农民协会者急剧增加，一些区、村农民协会很快建立，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农会领导。1927年1月2日，长安县召开农民代表会，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统一领导全县农运工作，农民协会在全县迅速发展。
1927年春，中共陕甘区委兼理西安地委工作后，加快在城区和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党员队伍。在中共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带领下，西安地区革命运动掀起高潮。城区内外到处可见革命标语，革命歌曲随时可闻，皇城也改名红城。
2月7日，西安各界群众2万多人在红城广场集会，纪念“二七”惨案四周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3月5日，长安县3万多农民在莲湖公园召开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次日，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召开，讨论通过“惩办土豪劣绅”“肃清土匪”及“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案。中共党员陈嘉惠、肖光前、郗晓峰等当选农民协会主要领导。此后，农民运动发展更快。高潮时期，全县建立区农民协会14个，村农民协会520个，会员25216人。各村农民协会还建立农民自卫军、纠察队等农民武装组织，全县万余会员掌握各种武器。农民协会以代表农村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为斗争对象。对有恶迹的土豪劣绅，或开群众大会斗争，或戴高帽游街示众，或拘押、公审、处决；对把持县政的贪官污吏，进行追赃、清算，予以打击。西安党组织在农运高潮期间还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的理论及方法，培训农运骨干，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开展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等活动。
与此同时，城区各群众组织发展迅速。西安工人俱乐部、省总工会、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和陕西青年社先后在西安建立，原省、市学生联合会、妇女协进会也不断发展，大批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各群众组织主要领导，推动革命运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政治态度短期内尚无重大变化，西安地区革命形势持续高涨。4月16日，西安党组织发动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联合国民党省、市党部，在莲湖公园召开“拥护国民军联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大会”，到会群众5万余人。大会发出宣言和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讨伐直系军阀；要求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保护群众利益，扶助工农武装，肃清后方，会师中原。会后举行示威游行。5月5日，工、农、商、学、兵30万人在莲湖公园举行纪念“五一”“五五”（马克思诞辰日）大会。刘伯坚、刘含初、史可轩及西安的知名人士参加大会。赵葆华报告蒋介石屠杀民众的罪行，号召工农组织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刘伯坚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也发表演讲。会后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在京遇害后，引起西安人民极大悲愤。5月20日，各界群众举行追悼大会，悼念活动持续三日。6月6日，西安市20万人举行庆祝国民军联军东征胜利大会，晚间进行提灯游行，声势壮阔。
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总参谋长、陕西省代理主席石敬亭按照冯玉祥电令在西安“清党”。7月15日，西安警备司令部发出“遵令严禁共产党分子活动的命令”，开始缉捕共产党人，勒令解散各革命群众团体，镇压群众运动。中共陕甘区委紧急通知各中共基层组织暂停活动，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西安，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趋于低潮。
资料来源：《西安市志》第五卷《政治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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