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加紧反共步伐，采取一系列“防共”“溶共”“限共”和“反共”措施，相继发动3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制定相应对策，指导国统区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12月后，中共西安市工委根据省委指示，停止组织发展，开始整顿组织、审查干部；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纪律教育、气节教育；改变抗战初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调离或隐蔽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划小组织单位，撤销中共陇海铁路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总支委员会，只保留支部一级组织。
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破坏党组织，形势十分险恶。为保存党的有生力量，省委先后将市工委书记王俊、副书记张林、委员李浩调往延安学习或汇报工作。5月4日，中共中央对国统区的党组织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7月，张林回到关中向部分在西安工作的党员传达“荫蔽精干”方针。因西安形势严峻，张不便再回西安，省委决定留张林在省委机关工作。至此，市工委领导干部全部调往边区，工委机构不再存在；其下辖组织中共西安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职工委）隶属省委和中共关中地委，继续领导西安工人中党的工作，职工委委员蔺泾水、朱子彤留在西安坚持工作。
8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要求陕西省委“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以达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省委根据中央决定，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大力做好巩固工作，基本停止发展党员；改变活动方式，尽量不开或少开党的会议，不搞公开的大规模群众活动；党员之间只进行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有计划地同一些党员中断联系，缩小目标，防止敌人破坏。职工委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减少活动，避免暴露，使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并尽快调离已暴露的党员。不久，西安形势更加严峻，职工委负责人蔺泾水、朱子彤等，按上级党组织关于党的领导职业化的指示，分别考入咸阳纱厂、蔡家坡西北机器厂，对西安的工作实行“单线联系，异地指导”。
1941年初，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连续进行几次大搜捕，陇海铁路、大华纱厂和邮电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其他单位党组织也受到冲击。职工委迅速采取措施，将部分工人党员转移外地或让回家乡隐蔽；要求党员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寻找职业，开展合法斗争。3月，省委派王世俊回西安开展工作，并将隐蔽在兴国中学、电报局、实验小学、商业专科学校、医药专科学校、农民银行和省田粮处等单位的党员关系转交王世俊。王到西安后，按照“荫蔽精干”方针，撤销兴国中学总支、改设特支；对党员实行分头领导，单线联系；要求党员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
5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目前支部工作的指示》，要求国统区党组织转变组织形式与生活方式；支部以3～5人为宜，只设书记1人或2人；支部生活要灵活机动，多采用个别接头谈话方式，必要时停止一切活动；党员要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群众，以待时机到来，率领群众争取胜利。同年夏，王世俊考入陕西省邮政管理局，以邮务佐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9月后，西安形势突然紧张，一些党员撤往宝鸡、蔡家坡等地，因熟人增多，转移该地的朱子彤不易继续隐蔽，遂撤往边区。职工委仅留在咸阳做工的蔺泾水，利用节假日回西安指导工作。
1942年1～2月间，省委派吴柏畅到西安搞情报工作（任西安调查站站长），派王正兴、朱子彤到西安了解情况，传达省委指示。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大搞白色恐怖，到处搜捕共产党员，迫使《新华日报》西安分销处停止营业，隐蔽在邮政管理局的王世俊遭逮捕，后因证据不足，由邮政管理局保释。下半年，中共关中地委全力投入整风和反奸斗争，基本中断和西安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此后，西安各党组织停止活动，隐蔽埋伏，注视局势变化。
1944年秋，关中地委与西安党组织恢复联系，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的原则，恢复建立党组织。从1945年初开始，关中地委先后派王维祺、王军、韩夏存等人到西安开展工作，1946年5月，派朱子彤回蔡家坡，接替蔺泾水的工作，西安党组织开始恢复活动。
资料来源：《西安市志》第五卷《政治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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