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加紧反共步伐,采取一系列“防共”“溶共”“限共”和“反共”措施,相继发动3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制定相应对策,指导国统区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12月后,中共西安市工委根据省委指示,停止组织发展,开始整顿组织、审查干部;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纪律教育、气节教育;改变抗战初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调离或隐蔽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划小组织单位,撤销中共陇海铁路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总支委员会,只保留支部一级组织。
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破坏党组织,形势十分险恶。为保存党的有生力量,省委先后将市工委书记王俊、副书记张林、委员李浩调往延安学习或汇报工作。5月4日,中共中央对国统区的党组织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7月,张林回到关中向部分在西安工作的党员传达“荫蔽精干”方针。因西安形势严峻,张不便再回西安,省委决定留张林在省委机关工作。至此,市工委领导干部全部调往边区,工委机构不再存在;其下辖组织中共西安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职工委)隶属省委和中共关中地委,继续领导西安工人中党的工作,职工委委员蔺泾水、朱子彤留在西安坚持工作。
8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要求陕西省委“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以达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省委根据中央决定,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大力做好巩固工作,基本停止发展党员;改变活动方式,尽量不开或少开党的会议,不搞公开的大规模群众活动;党员之间只进行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联系,有计划地同一些党员中断联系,缩小目标,防止敌人破坏。职工委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减少活动,避免暴露,使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并尽快调离已暴露的党员。不久,西安形势更加严峻,职工委负责人蔺泾水、朱子彤等,按上级党组织关于党的领导职业化的指示,分别考入咸阳纱厂、蔡家坡西北机器厂,对西安的工作实行“单线联系,异地指导”。
1941年初,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连续进行几次大搜捕,陇海铁路、大华纱厂和邮电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其他单位党组织也受到冲击。职工委迅速采取措施,将部分工人党员转移外地或让回家乡隐蔽;要求党员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寻找职业,开展合法斗争。3月,省委派王世俊回西安开展工作,并将隐蔽在兴国中学、电报局、实验小学、商业专科学校、医药专科学校、农民银行和省田粮处等单位的党员关系转交王世俊。王到西安后,按照“荫蔽精干”方针,撤销兴国中学总支、改设特支;对党员实行分头领导,单线联系;要求党员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
5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目前支部工作的指示》,要求国统区党组织转变组织形式与生活方式;支部以3~5人为宜,只设书记1人或2人;支部生活要灵活机动,多采用个别接头谈话方式,必要时停止一切活动;党员要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群众,以待时机到来,率领群众争取胜利。同年夏,王世俊考入陕西省邮政管理局,以邮务佐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9月后,西安形势突然紧张,一些党员撤往宝鸡、蔡家坡等地,因熟人增多,转移该地的朱子彤不易继续隐蔽,遂撤往边区。职工委仅留在咸阳做工的蔺泾水,利用节假日回西安指导工作。
1942年1~2月间,省委派吴柏畅到西安搞情报工作(任西安调查站站长),派王正兴、朱子彤到西安了解情况,传达省委指示。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大搞白色恐怖,到处搜捕共产党员,迫使《新华日报》西安分销处停止营业,隐蔽在邮政管理局的王世俊遭逮捕,后因证据不足,由邮政管理局保释。下半年,中共关中地委全力投入整风和反奸斗争,基本中断和西安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此后,西安各党组织停止活动,隐蔽埋伏,注视局势变化。
1944年秋,关中地委与西安党组织恢复联系,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的原则,恢复建立党组织。从1945年初开始,关中地委先后派王维祺、王军、韩夏存等人到西安开展工作,1946年5月,派朱子彤回蔡家坡,接替蔺泾水的工作,西安党组织开始恢复活动。
资料来源:《西安市志》第五卷《政治 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