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胡宗南主持陕西省党政军“特联汇报会”，布置在西安组织反苏反共示威游行，声称“不仅要对苏联提出强硬抗议，而且要对本省媚苏亲共分子以沉重打击”，决定由西安警备司令周体仁任总指挥，省警察局长萧炤文任副总指挥，三青团陕西师专区团部书记曹积德担任游行大会主席团主席。2月25日，省教育厅召集西安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开会，强求各校组织学生参加游行。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西北民主青年社要求各校民青社成员揭露国民党搞反苏反共游行的阴谋，动员学生抵制游行。3月1日，国民党省党部、三青团支团部和中统、军统特务勾结白俄、高丽浪人数十人，蒙骗西安中等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冲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捣毁《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此举激起群众强烈不满。共产党员、民青社成员及进步人士通过报刊发表文章，揭露反苏反共游行的阴谋和实质，教育学生支持正义，勿受他人利用。
国民党陕西当局感到第一次游行未达预期目的，决定以师专、西北农学院为主，组织陇海铁路沿线学生再搞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为抵制第二次反苏反共游行，共产党员、民盟、民青社积极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杜斌丞、杨明轩等通过上层关系，做部分学校校长的工作，劝告校方不要强迫学生参加游行；各组织陆续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当局利用学生的内幕和曹积德的特务身份；在学生中散发传单，揭发曹积德等进行反苏反共的事实，教育学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师专地下党支部以壁报等方式揭露曹的特务面目，使曹孤立，失去作用。全校师生一致决定不参加反苏游行。在师专影响下，医专、商专、女师、女中、一中、西师等校都决定不参加游行。3月16日，国民党陕西当局原计划发动4万人参加的第二次反苏反共游行，仅有千余人参加。
在抵制反苏反共游行斗争中，《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众导报》等进步报刊积极宣传鼓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1946年4月23日，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法律顾问、民盟盟员王任。5月1日，《民众导报》总编辑、共产党员李敷仁遭绑架、暗杀（幸未击中要害，经组织营救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5月3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迫停刊。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声援西安的民主运动，中共中央于5月14日指示驻重庆代表团：此事如不给以严重反抗，压下反动派嚣张之气，西安民主运动将有一时期走向消沉，望即与民盟商量，由民盟出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加以声援、支持。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国统区各进步团体和人民群众对西安民主运动给予有力的声援。
1947年5月20日，宁、沪、苏、杭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5月23日，西安各院校进步社团在党组织领导下，纷纷发表声明、出刊墙报，抗议国民政府的暴行，声援南京等地学生的正义斗争。陕西当局对学生的行动非常惊恐，采取组织反动学生监视进步学生，在各院校附近增设岗哨等措施予以防范；并强奸民意，在报上发表《陕西省各高等院校师生拥护〈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通电》（简称《通电》）。这种行径激起各校师生愤慨。西北工学院分院学生立即成立罢课委员会，作出三项决议：一、召开教授和记者招待会，说明罢课原因；二、要求中央社和报社更正《通电》；三、要求当局说明《通电》起草经过和真相。西北大学各进步社团派人到西京日报社和中央社西安分社查明《通电》是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干事长杨尔瑛授意炮制后，决定组织全校学生罢课，同时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寄发传单，争取各界支持。各院校经串联协商，决定在6月2日举行全市总罢课和联合示威游行。
在此期间，国民党陕西当局秘密策划，准备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6月1日深夜，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在各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及一些机关团体搜捕学生骨干和各界进步人士60余人。中共西安地下组织为保存进步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指示各校党员和民青社成员，引导青年学生将全市总罢课和联合大游行分散在各校进行。经学生斗争和多方声援，被捕学生陆续保释。
资料来源：《西安市志》第五卷《政治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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