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定都长安后,关中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这里的农业生产直接关系着京城的粮食供应,故而统治者对关中的农田水利建设极为重视。另外,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维持汉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还必须把关东,即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大量物资漕运到关中。为此,也向统治者提出了完善关中水利的要求。武帝统治期间,国家富强,为了进一步强化王朝的统治,巩固和发展京师实力,于是在关中大兴水利事业。关中六渠,就是当时修建的主要水利工程。
“关中六渠”,是指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与成国渠。其或以漕运为主,或以灌田为目的,具体情况尚不完全相同。
漕渠
元光六年(前129),主管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武帝建议,自长安到黄河修一条人工运河,以解决漕运问题。武帝十分赞赏这一计划,下令让齐人水工徐伯勘察设计,后征调兵士和民工数万人开渠,“三岁而通”。
这条与渭水平行的运河即漕渠。渠首一带高程在海拔400米上下,而渠尾则在320米上下,渠首渠尾高差约80米。它由汉长安城西南分渭水向东北流,渠道沿线,分布有许多秦岭北麓的小河流,自西向东,较大的河流有潏水、灞水、戏水、零水、尤水、赤水等。漕渠多采用横绝技术解决与这些河流的穿越交汇问题,不但要防止洪水冲决渠身、泥沙壅塞渠道,还要利用这些河流蓄水济运和灌溉。渠道北侧设有泄洪排沙与灌溉的水闸,沿线还设置有许多调水闸坝与泊船的湖潭码头、转储粮食物资的仓库邸阁。漕渠经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区县至潼关三河口西注入黄河,全长300余里(汉里)。
过去漕运溯渭水而上,渭河沙多,流量变化无常,河道蜿蜒曲折,由长安至黄河长900余里(汉里),航运需时6个月。改由漕渠运输后,路程只有原来的1/3,时间节省一半,3个月可达,且航道较直,航行方便。在渠口附近建有京师仓(或称“华仓”“河口仓”“京师庾”),其遗址在今华阴市东部硙峪乡(今卫峪乡)凤凰岭一带。这座西汉国家级的粮仓,建筑宏大,周围有城墙护卫,仓内有通风防潮设备。每年由关东运来的漕粮约在400万石左右,一度还曾达600万石。另外,漕渠还可供灌溉,民田受益面积在万顷以上。
漕渠开凿9年之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又在今长安区斗门镇东南侧堰阻潏河和滈河二水,汇积形成水域周广约40里(汉里)的昆明池。汉武帝修筑昆明池的本意虽为练习水军,但昆明池东、北两条泄水道均流注漕渠,实际上成为漕渠的后续工程,对调节增加漕渠水量,增强漕渠航运能力具有良好作用。
漕渠在历史上曾多次改名,有广通渠、富民渠、永通渠、富人渠几种叫法。《隋书·食货志》记载:“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长安志》中写道:“永通渠,隋开皇四年开,起县西北渭水兴城堰,初名富民渠,仁寿四年改。”《北史·郭衍传》:“征为开漕渠大监……名曰富人渠。”据说,永通渠是避隋炀帝杨广之讳,富人渠是避李世民之讳。
漕渠的建成和运用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西都赋》在称颂漕渠对都城长安的作用时说:“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可见漕渠水道加强了首都与东方庞大水上交通网络的联系,让东方的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入关中。
2000年在灞河段家村一带河岸发现了似木箱状的汉代水上木构建筑,之后类同的汉代建筑遗迹在该地域再次出现,这些建筑是做什么的?怎样发挥作用?考古界对其说法纷纭,一直未有明确的结论。2006年,考古人员在该地域又发现汉代水工埽体遗迹和一处古代水坝遗迹,根据这些遗迹综合分析,得出一个最新的推断:这些遗迹都与汉代人工运河漕渠有关,都是围绕漕渠的修建和使用所实施的附属工程。
龙首渠
约在元朔、元狩之交(前123~前122),有一叫严罴的人向武帝奏言,建议由北而南修一条引洛河水的灌渠。当时重泉(今陕西大荔西)以东有万余顷“故恶地”(即盐碱地),临晋(今大荔东)人民希望开渠灌溉以提高产量。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征发万人,自征县(今陕西澄城南)引洛水开渠。因开渠中获得“龙骨”(动物骨骼化石),故取名“龙首渠”。
渠道所经商颜山(今铁镰山)一带,土质疏松,渠岸容易崩塌,修渠的劳动群众因地制宜,发明了“井渠法”。《史记·河渠书》记载当时井渠施工法的技术要领是:“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这一开渠技术,类似现代的隧洞竖井施工法。在地面上打成许多井,在地下修建暗渠使井井相通,水流井下暗渠中。此法通过丝路传至西域,直到今天,新疆人民仍用这种办法修建灌溉渠道,称为“坎儿井”。
经十余年努力,渠始基本建成,可惜并未实现原定的设想。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井渠未加衬砌,井渠通水后,黄土遇水坍塌,因而导致工程失败。
龙首渠距今已有21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集惠农灌溉、盐碱地改良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龙首渠以“井渠法”凿通商颜山,选线、测量和规划非常精准,建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输水渠道,所创井渠法为水利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千百年来为世人所称赞。
2020年12月8日,“龙首渠引洛古灌区”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六辅渠
元鼎六年(前111),主持畿辅行政的左内史倪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原来浇不上的“高卬之田”。六辅渠,又名“辅渠”或“六渠”,实际是在秦郑国渠的基础上增修六条辅助渠道,使郑国渠的灌溉体系更加完善。
六辅渠遗址迄今难有踪迹可寻,参考《陕西通志·水利》中“关中古渠图”,可见其位于郑国渠和白渠之间,尤其在泾阳西北与白渠连成一体。后人认为它是引冶峪、清峪、浊峪等六条河流之水,解决郑国渠上游北面地势较高农田的灌溉需求,扩大郑国渠的灌区范围,延续郑国渠的效益发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进一步促进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灌渠直到唐代仍然在发挥作用。
此外,据《汉书·倪宽传》载:“宽既治民,劝农业……开六浦渠,定水令以广灌田。”六辅渠建成后,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工程的作用,倪宽制定了“水令”,这是中国最早见于文献记录的水利管理法规,在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白渠
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奏请修建引泾灌渠。其“首起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尾入栎阳(今西安阎良火车站附近),注渭中”,流经今泾阳、三原、高陵等县,至下邽(今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注入渭河,全长200里(汉里),可灌田4500余顷(约今31万余亩),此渠因白公首议建造,故名“白渠”。整个工程规模宏大,建成后与六辅渠、郑国渠等构成了渭北地区完整的灌溉系统,后人将这些渠合称作“郑白渠”,其对于关中地区农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泾河含有较多泥沙,白渠在灌溉的同时也为关中平原农田带来了肥沃的沉积土壤。当时老百姓便作歌赞颂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东汉的班固在其《西都赋》中也以“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着成云。五谷垂颖,桑麻辅棻。”来颂扬二渠之功。
白渠是汉武帝时代关中所建灌渠中经济效益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对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作用最为显著。汉以后历代曾多次对郑白渠进行维修改建,使其一直福泽三秦大地。
2015年,考古人员在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内勘探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沟渠遗址。通过发掘确定,沟渠至少经历四个时期,底部出土汉代绳纹筒瓦瓦片、砖块等,沟渠上部淤积中出土外素面内布纹筒瓦瓦片、瓷片。结合文献记载,初步判断该沟渠在西汉中期开凿,到唐代继续使用,推测其应为文献中记载的汉唐白渠遗存。
成国渠与灵轵渠
成国渠与灵轵渠都是引渭工程。成国渠建于西汉中期。《汉书·沟洫志》:“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汉书·地理志》载:“眉有成国渠首受渭。”《元和郡县志·凤翔府·眉县》载:“成国渠在县东北九里,受渭水以溉田。”成国渠从今眉县杜家村开始,引渭水东北流,下经武功(今陕西眉县东)、槐里(今陕西兴平市东南),至上林苑入蒙笼渠,全长200余里(汉里),灌溉沿途农田万顷左右。成国渠虽然长度小于白渠,但是灌溉面积远远大于白渠所灌溉的区域。西汉后期,一度成为最主要的灌溉渠道,在西汉时期关中西部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成国渠自汉建成以后,经魏、晋、隋、唐诸代,到宋神宗以后逐渐湮废,历经沧桑1200余年。到近代演变为渭惠渠。
灵轵渠开凿于汉元鼎四年(前113),《汉书·地理志》记载:“灵轵渠,武帝穿也。”起于周至灵轵原下,向东北注入渭水。另一说灵轵渠在渭水北。《水经注·渭水》:“县北有蒙笼渠,上承渭水于眉县,东迳武功县为成林渠,东迳县北亦曰灵轵渠。”灵轵渠灌溉今周至、户县一带农田万顷左右。
西汉关中六渠的兴建,是古代陕西水利史上的壮举,解决了关中地区农业发展中的干旱、土壤盐碱化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航运事业的兴盛。在水利建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水利建设技术经验,亦为后世水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资料来源:《西安地方志》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