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的方志情缘

毕沅(1730~1797),字秋帆,又字续衡,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五年(1760)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十一年(1766),升授翰林院侍讲,后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官。此后,毕沅官运鸿通,历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山东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前后二十多年,成为清代著名的封疆大吏。

乾隆三十七年(1772),毕沅署理陕西布政使政务,开始在陕西长达13年的仕途。虽身居高官,但极为崇重学术,始终不减学者的气度和素质。公事之余,主要精力和兴趣在于治学。毕沅学问渊博,治学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经学、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子部书籍、金石考古等,辑佚补缺、校勘考释,这些在乾嘉时期均为私家学术发展的主流。因而颇具声誉,时人评价他“于经义、史籍、天文、地志、下逮百家、杂技之类,俱通贯而纂辑之”。为了加强地方上的社会治理,毕沅主张“能以文学拔饰吏治,不特长吏与有荣施”,大力倡导地方官府编修方志。他曾说:“余自壬辰岁开府西安于关中,州县之志皆次修与。”体现出对方志纂修的特别兴趣。同时,毕沅注重延揽各方人才,广开幕府。幕宾多为饱学之士,如经史博通的孙星衍、史地学家洪亮吉、金石学家钱坫、文史学者严长明,等等。这些学者除协助其校书、立说外,还参与编修方志。就在毕沅官陕期间,四库馆开,清廷下令广征天下书籍。毕沅进献了亲自编定、成书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关中胜迹图志》30卷。“是编举陕西巡属诸州县,各分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目,考据本末,荟萃诸书,系之以图。”该书被乾隆批准收入《四库全书》。

乾隆时期的学者把参修方志作为一生的荣耀。此外,这一时期崇尚实学的考据之风影响到各个学术领域,方志也更加注重翔实有据。受这一风潮的影响,毕沅在整理校注《长安志》时参考了大量史料。据统计,有地方志25种,金石碑刻31种,史书政典22种,地理著作17种,经史注疏14种,野史笔记7种,小学典籍4种,类书3种,诸子著作1种。《长安志》的校注当中,署名“沅案”的考证共944条,可见用力之深。著作等身,有《续资治通鉴》《山左金石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灵岩山人文集》《夏小正考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等。方志学方面,据统计,仅在陕西,除校刊《长安志》和《长安志图》,由他参与、倡导、支持而成的就有《西安府志》《朝邑县志》《长安县志》《淳化县志》《三水县志》《直隶邠州志》《醴泉县志》《韩城县志》《同州府志》《澄城县志》《长武县志》《蒲城县志》《汉中府志》《扶风县志》《渭南府志》等地方志共28部,占乾隆后半期近30年全部志书的90%。还有一些志书和毕沅虽不曾有直接关联,却是在他的教导和鼓励下完成的。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吴六鳌等修、胡文铨等纂《富平县志》八卷,就是富平知县吴六鳌在毕沅的鼓励之下完成。“毕公训曰:‘富平有修志之役尔,其矢公矢,慎毋漏毋支,以藏厥事。’”《新修韩城县志》也是如此,“大中丞毕公有缮治之命”。

另外,凡是遵循他“檄修通志”要求而实心修纂方志的人,他基本上都予以表彰并为之序。《同州府志》《三水县志》《直隶州志》《醴泉县志》《朝邑县志》《淳化县志》等都有毕沅序。各地方志的纂修人员也都知道毕沅对纂修方志“情有所钟”,纷纷请他作序。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毕沅所撰的《关中胜迹图志》与《关中金石记》,被史学界誉为“关中地理研究的姊妹作”,对关中史学研究贡献极大。《四库全书总目》赞曰:“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旧事四目为纬,而以诸国附于后,援据考证,各附本条,俱有始末”,一改前朝诸书“体例各殊,纯驳互见”之旧观。且毕沅借访察地理、撰修方志之机,“因以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遂,修明疆界,厘正祀典”,将西安古城修葺一新。同时《胜迹图志》中又记录了许多文物保护方法和措施,其在对如何保护陕西境内的古陵园和重要古建筑时曾云:“各守土者,及其邱垄茔兆,料量四致,先定疆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迹不就淹没”。可以说,毕沅堪称一位杰出的方志学实践家。

乾隆四十年(1775),著名文史学者严长明以病在告,游历至关中。在与毕沅讨论修志过程中,见识颇同。于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毕沅延请严长明入其幕府,并上书请求纂辑《西安府志》,获得批准。按清代方志通例,府志、县志应以知府、县令之名题为“修”,而主笔的撰写人题作“纂”,这是方志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其余协修、参修、校对等等,各依具体情况署名。但《西安府志》十分特殊,实际主导修纂者乃巡抚毕沅,以省级高官主持所属一府方志,于是创出“鉴裁”“甄辑”“编订”等等新的题名方式。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排在“鉴裁”首位,时任陕西巡抚毕沅列于第二,其余省级官员依次排列。知府舒其绅列于“甄辑”第一,以下为府、县官员,严长明位居“编定”之位,尚有协修、校对多人。这种安排,目的只是强调了省级官员对这部方志的主持作用,而非西安府自主编纂。实际上,省级官员也是巡抚毕沅主导,题名于本书的人物,起关键作用的是毕沅,其次是知府舒其绅和学者严长明。

《西安府志》的整个编纂过程,从筹划、奏请、编纂、缮修到最后的定稿,统一由毕沅主持。陕西粮储道翁耀曰:“大中丞弁山毕公巡宣是邦,阅兹数载,举凡土物、民风无不备悉。而西安为省会要区,尤加意焉。乾隆内申夏入观避暑山庄,以各属旧志皆简而不详,浮而寡要,奏加增辑,天子俞其请。”《西安府志》初稿时,“凡与秦中文献关涉者,计得千五百种。发凡举例,类聚区分,文成数万,为门一十有五,分类五十有一,合成一百卷”,后经毕沅“亲加裁削,为《西安府志》八十卷”。细看现在的八十卷《西安府志》,其内容详实,分类准确。由此不难看出,由其删除的内容实在是多余的。舒其绅谈到《西安府志》的剪裁时说:“斟酌民言,参稽案牍,凡一郡之农田、水利、食货、建置、官师、学校、选举及人物之忠孝节烈、官有条章、家乡簿籍,恣情披阅,莫敢或遗,亦莫敢或滥。”毕沅评价《西安府志》曰:“披览其文则简要而事复赅,综具程大昌之博议而谢其烦芜,擅何景明之雅材而加以典实。”

在内容编排上,《西安府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了历代关于西安名胜古迹的治理情况,尤其是对清代乾隆时期的记述更为详细,其目的就是为了发挥方志经世致用的功能。比如,《西安府志》对关中书院的记述尤为详细。关中书院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毕沅任巡抚后对其非常重视,“咨访明师,必取博通今古、品行方正者主之。妙选俊髦,潜心教学,共相观摩。后与司道按月轮课,亲赴书院,详加甲乙”。

乾隆四十四年(1779)成书,次年付梓是自西安设府以来仅有的一部府志。书成之后,舒其绅感叹日:“今国家重修统志,方成数省。而四库馆亦未竣事。是篇实为诸郡嚆矢。”与以前西安地方志相比,无论在搜荟群籍,决疑纠谬上,还是在体例结构、史学思想上,都具特色,有功于地方史的研究。

除主导纂修《西安府志》外,毕沅又组织吴泰来、严长明、钱坫、孙星衍及洪亮吉等人,以自己为主导,责成各学者编纂陕西各地的方志。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始,他们先后撰成《朝邑县志》《长安县志》《淳化县志》等大量地方志著作,保存了许多正史中没有的珍贵史料。

毕沅从事的就是这种“有趣且有益的事业”,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其中乾隆朝他总共列举了38部,而与毕沅有关联的就有孙星衍主撰《三水县志》,洪亮吉主撰《延安府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钱坫主撰《朝邑县志》等,占比达40%多。“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绩学之长官总其事”“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为长官者既物色得人,则隆其礼貌,专其委任,拱手仰成,不予牵制”,这正是对毕沅方志学思想主张的精当概括。

资料来源:《西安地方志》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