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西幸与“回銮新政”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为了巩固统治，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发布“新政上谕”，要求各方大员参酌中西政要，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如何改进慎重斟酌，并限两个月内详细陈奏。此后，清廷根据翰詹科道、六部九卿、封疆大吏们尤其是张之洞等的陈奏，对于封建统治体制做了一些局部的调整，此即所谓“回銮新政”。这些新政措施对推动陕西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

1901年9月，清廷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同时规定所有学堂课程“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次年，陕抚升允就在省城考院及崇化书院旧址设立“陕西大学堂”，聘光禄寺少卿屠守仁为总教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四书”“五经”被命定为必修课，此外还设有格致、政治时务、地舆、兵事、天文、算学、地质、测量、电化等课程。这些课程每个学生至少要选习一门。大学堂内“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诸先儒”的木柱，每逢初一、十五由教习率领各班学生行礼。学堂把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言论视为异端，斥为“狂瞽谬说”，严加防杜，不改者“立时斥逐”。

此后几年内，陕西师范学堂、武备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宏道工业学堂等先后设立。各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也都先后设立了高、初等小学堂，但办学成效不佳。当时就有人指出：“陕西学堂林立，所需经费筹措虽有不同，要皆取之于民，要求别开生面而不累于民者，实难其选。”事实也正如此，各地筹措办学经费，加重了人民负担，经办者舞弊中饱，而普通百姓子弟能入学者为数极少。

1904年（光绪三十年），武备学堂学生张凤翙被派送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兵科，是为陕西派留学生之始。1905年，陕西当局又应陕西高等学堂（前身即原陕西大学堂，1905年更名）之请，从该学堂选拔学生赴日本留学，先后有官费生白守洁等31人，自费生樊宝琦等18人。由于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很多留学生都加入了革命党，成为后来陕西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改练新军

1901年9月，清廷谕令各省“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次年，陕西当局遵旨对军队进行整顿。整顿后，以常备新军步队六旗常驻省城，人数较多，装备较好；续备队十二旗，以六旗为屯军，六旗为防军。防军散扎各地。同时又将原抚标练军三营、城防练军步队一营、陕安镇标练军步队一旗、汉中镇标练军步队一旗、延榆绥镇标练军步队三旗，一律改为巡警军，分巡各地。从南、北洋新军中聘请教习，对整顿后的新军进行洋操和枪炮训练。原来陕军多从外省招募，弊病很多。1905年开始，专在本省招募，并将原有常备、续备各军汰弱留强，编配为步队、马队、炮队三个兵种。

军队的整顿和编练，给人民带来了很大危害。首先是加强了对人民群众反抗清朝反动统治活动的镇压，其次是加重了人民负担。陕西人民每年负担军饷一项计达九十二万四千余两，较前增加三万七千余两，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新军经常滋扰生事，对人民无恶不作，尤其是巡警军对人民的危害则更为直接和深重。

资料来源：《西安地方志》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