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曾以长安之名,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熠熠生辉。发端于长安的丝绸之路,使贸易繁荣、文化融合,对世界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受到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商贸往来逐渐减少。宋代以后,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丝绸之路进一步衰落。但长安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北的关键节点,为丝绸之路的延续保留了希望。
宋夏时期,原丝绸之路沿线割据政权林立,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贸易主体、贸易方式和贸易规模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
宋朝立国后,并未达到隋唐帝国曾经拥有的疆域与国力,在北宋(960-1127)时期,其西北、东北分别有西夏、辽两大劲敌,南宋(1127-1279)更是偏安江南,将北方拱手让给西夏与金。当时,中国西北方的西域及中亚长期处于割据政权统治之下,曾经对丝绸之路交通与经贸、文化交流产生过影响的主要有西夏、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西辽等少数民族政权。
西夏(1038-1227)是党项族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占据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以及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一度与北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由于其地处于北宋王朝的西北,故称西夏。河西走廊处于西夏境内,是西方的中亚、回鹘商人与宋、辽、金贸易最便捷的通道,因此西夏对丝绸之路主干道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旧史中多有西夏切断了西域与宋王朝的联系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西夏太宗赵德明常截留回鹘贡物,又多次派兵侵扰回鹘政权。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西夏太宗赵德明派苏守信率7000多兵卒、5000匹战马,攻占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凉州,阻绝了回鹘与宋的交往。《西夏史稿》称宋天禧二年(1018),赵德明又劫掠甘州回鹘赴北宋的朝贡使。故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西夏近200年的统治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中外许多宋夏史专家都认为西夏为了防御河西和阻绝西域同宋朝的往来,人为地阻塞丝路畅通。此外,西夏还对商旅进行肆意的盘剥和掠夺。因此西域各国的使臣、商人东来,在途经西夏疆域时,往往感到风险难测,而视为畏途。这些贡使和商旅考虑到安全问题,便避开西夏控制的河西地区而另辟新路。
但20世纪末以来,这种认知随着学界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的研究而发生了改变。这是一部由西夏文写成的法典,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为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所得,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直到1994年中国才出现了汉译本,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才得以充分发挥。
从《天盛律令》的内容可以看出,西夏立国后,并未绝对阻碍丝绸之路上的中西贸易,西夏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陆上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北宋中期,西夏立国后,与大食、高昌、西辽均有较密切的经济往来;北宋灭亡后,由于种种原因,西夏、金与西域和西方的交往逐渐减少。尽管如此,仍不能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阻塞的责任全部归之于西夏,在一定程度上,西夏与宋的政治关系是影响丝绸之路贸易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在双方通好的政治环境下,宋夏双方都期待能从丝路贸易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故对缘边贸易均持积极扶植的态度,使丝路上呈现出商贩如织的盛况。一旦双方交恶,双方都严格控制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来往于丝路的商旅要想顺利地通过西夏境内就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这一时期还必须谈到高昌回鹘(848-1209)政权,这是漠北回鹘的一支迁徙高昌后建立的政权。其统治中心是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一度占据北疆及南疆多地。如果说西夏政权控制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高昌回鹘则对中原通过西域与中亚、西亚的交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事实上,由于实力所限,高昌回鹘对经济、文化活动的热衷超过了对军事征伐的重视,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先后向东方的宋、辽称臣,西辽建立后又向其称臣,又与西方的喀喇汗王朝、阿拉伯帝国、印度等交往密切,很好地发挥了衔接东西经济文化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在推动丝绸之路中西经贸与文化交流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唐时期,回鹘与唐朝在政治上结为兄弟之邦,通过绢、马、茶叶贸易捞取到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巨大利益;五代宋夏时期,回鹘商人最终取代了粟特商人在丝路贸易中的地位,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位置上,过境与留居的外来人员众多,高昌回鹘文化也呈现出多样性。从考古发现看,这里出土的文书有汉文、回鹘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粟特文、波斯文、梵文、吐蕃文、西夏文等多种文字,人民信奉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多种宗教。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吐峪沟发现了一个高昌回鹘时期的藏经洞,其中发现的各种宗教文书,由17种文字拼写的24种语言书写,体现出西域文化的兼容性。可以说,高昌回鹘既是一个绿洲丝路上的地理交通枢纽,又是杂糅中亚、西亚、南亚与东亚文明的文化大熔炉。
喀喇汗王朝(9世纪中叶至1212年)由另一支西迁的漠北回鹘建立,亦称黑汗王朝”或“葱岭西回鹘”,占据中亚及新疆喀什、和田等地。后分裂为以中亚费尔干纳为中心的西支和以新疆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东支两个汗国。其国王自称“桃花石”汗,而“桃花石”又是西北与中亚、西亚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可见喀喇汗王朝有浓厚的东方情结,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宋史》称,大中祥符二年(1009),当时其国黑韩王派遣回鹘罗斯温等人携带地方特产前来朝贡,这是该国向宋王朝派遣使节的最早记载。此后直至元丰四年(1081)的70余年间,该国不断派使者前来上表及贡献方物,还通过回鹘商队与宋王朝开展商业贸易,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占据丝绸之路中段的喀喇汗王朝处于中西交流的十字路口,境内东西文明融会,回鹘、突厥、阿拉伯、汉文化并存、相互影响且通过此处向异域传播。
西辽(1131-1218)政权是辽朝灭亡后契丹余部建立的政权,最盛时的领土兼有中亚大部。西辽汉化极深,在其立国的88年中,有先后五代君主,都有汉文年号。在其国境内,很可能并用汉文与契丹文。该国经济生活中也多见汉文化的影响。1218年,辽人耶律楚材描述说:“又西濒大河有斑城者颇富盛。又西有搏城者亦壮丽。城中多漆器,皆长安题识。”1221年,李志常随道士丘处机西游,在伊犁河谷地区,见当地土人用瓶取水,顶在头上而归。后见到中原汲水之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即指中国与汉人,说明中原取水的辘护等工具制作使用技术已传至西域,丘处机师徒又来到中亚的撒马尔罕,见此城中原有的10万余户,经历战乱后,存者仅四分之一。其中大多为回鹘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由于西辽占据丝绸之路的中亚要道,故对汉文化在西域与中亚、西亚的传播有着深远影响。
除了西方使节、商旅沿丝绸之路东来,历史上也有两宋时期中国人西行的记载,乾德四年(966),宋太祖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西去印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朝廷派遣的规模最大的出使印度的团队。
总之,宋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程度与汉唐时期相比,已今非昔比,宋人马端临感慨地说,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逐渐沦为异域,变成蛮荒沙漠之区,不再有昔日的富庶与繁华了。中原王朝逐渐失去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连接西域及域外的丝绸之路也不再畅通无阻,但东西方各国均有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客观需要,即使在分裂割据的历史大背景下,通过丝绸之路辗转进行的中西交流始终存在。包括使节的来往、民间与官方的贸易、文化的交流等。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交通往来的特色是依靠不定期的般次,其中包括从事贸易的般次和星骑、使人往来的般次。有学者通过敦煌保存下来的文献和绘画材料与清明上河图胡人形象,探讨了当时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论证了虽然分裂割据的局面有碍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但文化的传播却是无法割断的。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唐末五代以后,丝绸之路虽然仍有商旅往来,但规模和繁荣程度趋于衰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通道已逐渐转向以海路为主了。
资料来源:《西安地方志》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