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8周年,西京招待所也走过了89年的历程。
我于1979年7月调入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后又在西京招待所西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是西京招待所的后花园,之后在此地盖了两栋家属楼)的省外办家属院居住生活,至今,我在西京招待所整整工作了30年,也在此地居住生活了45年。我对这幢历史建筑及其大院充满了情感,更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变化,现在,说说我所知道的“西京招待所”。
历史沿革
在西安市解放路(解放前为尚仁路、中正路)与西四路(解放前为崇信路)西北角有一座别具中西风格的建筑,这就是著名的“西京招待所”(现门牌号为解放路280号)。
1934年春,国民政府开始修建陇海铁路潼关到西安段,与此同时,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考虑到日后达官贵人等来西安差旅之需要,要求中国旅行社在靠近西安火车站附近建造一所高级宾馆。1934年末陇海铁路潼关到西安段完工,1935月1月1日正式通车。1935年11月16日西京招待所也建成投入营业。
解放前西京招待所是西北地区最为豪华的高级宾馆。
1949年西安解放,至1954年西京招待所继续发挥着宾馆和交际处的功能。
1954年夏秋开始,中苏友好协会,省政协,省旅游局等先后在此办公,后均搬出。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长期在此办公。
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颁布西京招待所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8月,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搬至新城大院省政府东大楼办公。
2011年8月至2023年7月,西京招待所被闲置了12年。这12年间对西京招待所下一步如何处置几易方案,最多的呼声和最大的倾向就是交由文物部门管理使用。但最终根据国家文物部门关于“文物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政策,2023年7月,陕西省地质调查院成为了西京招待所新的主人。2024年,省地质调查院完成对西京招待所全面维修装饰,正式在此办公。维护装修工作依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内部的各类基本维护、修饰,依据原样,不能轻易改动,亦不能增加与原建筑风格不同的其它配饰。同时,还专门辟出两个房间,恢复当年宾馆客房的样貌,悬挂历史图片,配置当年物件。整个维护装修工作一直受到省、市、区文物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建筑特色
1934年,西京招待所由上海银行出资,著名建筑师苏夏轩(后为中国旅行社专员,1952年至1973年在西安市城建局任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设计,中国旅行社负责建设,建成后由中国旅行社管理经营。
西京招待所包括前后花园当年占地面积约7300平方米,历经拆迁建设,道路拓宽,目前西京招待所包括西侧外办家属院的面积共约6300平方米左右。
西京招待所设计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两层楼的建筑形状呈一个人字形,人字的起笔处为三层,一撇一捺分别为坐北朝南的两层和坐东向西的两层,楼内共有套间、单间、警卫和附属房间50余间。每层楼有男女各两个公共卫生间。
西京招待所房间的格局和配置在当年已相当豪华。单间面积适中,沙发、穿衣镜、弹簧床、脸盆架、暖手炉等均悉心配备。套间有会客室、卧室、衣帽间、办公桌椅、电风扇、会客沙发茶几,卫生间有洗面池、浴缸、坐便器。房间和过厅窗户为钢窗附纱窗。门把手、水龙头、窗户插销开关等均为纯铜铸造,穿衣镜为纯银镀制。地下室建有锅炉,冬季可为整栋大楼供暖。
大楼一层中厅连着一个八角型大厅,是就餐、舞会、会议的多功能厅,大厅北边有侧门通往厨房和工勤人员的宿舍。二楼中部有一个中型会议室,会议室外面有一个可以眺望街景的阳台。
建设西京招待所所用材料除砖石泥沙等就地选用,其余均由上海采购。整幢楼楼梯地板等木质装配均采用南洋进口的优质木料。
由于西京招待所建设周期短,地基不太深,为减轻承重,整栋楼屋顶没有挂瓦而采用美国酱红色凹楞铁皮覆盖,也使这栋建筑特点和色彩十分鲜明。
西京招待所前院中间有一个五六十公分高的喷泉水池,池中有假山。环喷泉水池是一个圆形的盘道,以方便住客上下车和车辆出入。
一层前厅后面的八角厅内和两侧楼梯侧门有可通往大楼西面的后花园,当年花红树绿,藤蔓缠绕,清幽静谧。整个西京招待所由高2.5米的镂花青砖墙围绕,颇显高雅时尚。
历史风云
1936年6月,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经宋庆龄介绍由上海前往延安(当时称肤施),斯诺在延安停留至10月,往返西安时均住在西京招待所,他是最早下榻西京招待所的外国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由于此前蒋介石莅临西安召集剿匪会议,所以不少军政要员亦云集西安,他们均下榻在西京招待所内,11日晚所有房间全部住满。当时在此下榻的国民政府军政大员有陈诚、钱大钧、卫立煌、万耀煌及夫人、朱绍良、蒋鼎文、陈调元、邵元冲、蒋作宾、张冲、蒋百里等,还有东北军将领于学忠、马占山、万福麟、胡若愚等,另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上海某报总编蒋光堂、上海良友画报社张源恒等。
12日凌晨5点,东北军部队向华清池发起攻击的同时,西北军部队冲进了西京招待所,悉数扣押了上述军政大员及记者和随从。
12月12日凌晨所发生的几个插曲:
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元冲发现情况异常,跳窗欲逃,被士兵发现,混乱中被子弹击中死亡。东北军将领胡若愚被流弹击中负伤。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卫立煌听到枪声还以为是修水管的声音,于是起床,穿着一身内衣向外窥视,刚要出门就被士兵生擒。时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的陈诚听到枪声后急忙跑出房间,躲在地下室的一个木箱里,匆忙中睡衣一角露在木箱外面,被搜捕的士兵发现抓住,当时他脸色苍白,俯首呆坐,腿软无力。
士兵冲进西京招待所时,住在二楼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受到惊吓,她后来描写这天的遭遇时说:“晨光熹微,我听到一阵机关枪嗒嗒声和步枪的劈啪声大作。听到招待所里一阵飞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着是喊声叫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
士兵还错把她当作日本人,她急忙用生硬中国话喊道:“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
193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抵达西安,曾在西京招待所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和立场。周恩来还在西京招待所2楼会议室接见西安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听取汇报,作出指示。
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企业家、资本家,纷纷撤退至西安,使得西京招待所一时门庭若市,一房难求。
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的著名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1938年和1939年间,曾几次下榻西京招待所,并留下照片。之后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官兵多人亦住过西京招待所。
抗战期间日军轰炸西安时,曾有一颗航空炸弹击中西京招待所的八角大厅,但所幸炸弹没有爆炸。
1939年2月,印度著名医生、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由重庆经西安前往延安参加八路军医疗队,曾下榻西京招待所。
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先生回到西安多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西安市解放不久,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曾先后到西京招待所参观视察,明确西京招待所的重要作用,指示要搞好经营,为新中国服务。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利用西京招待所经常接待外宾和一些“高级人士”。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京招待所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
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首次进京路过西安,都下榻西京招待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京招待所八角大厅常被租用举办舞会,前来参加舞会的有习仲勋、张治中、马明方等西北局和陕西省领导。
1952年到1954年,苏联专家长期包租西京招待所。
1954年,人民大厦落成后,西京招待所即失去了往日的接待服务功能。
功能变迁
1954年秋,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在此办公,后并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
1955年,陕西省政协开始在此办公至1966年搬出。
1958年4月,陕西省外事办公室成立,在此办公。
1976年2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后更名为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至今)成立并在此办公至2011年8月。
1977年,省外办为解决职工的住房,在西京招待所花园的南侧盖了一栋6层的口字型楼,称为1号家属楼。
1978年,陕西省旅游局成立,连同下属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陕西省中国旅行社均在地办公。1980年后,省旅游局和两个旅行社分别先后迁出。
1979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在此办公至2011年8月。
1985年,在1号楼北侧、西京招待所花园的西墙处,又盖了一栋南北走向、坐西向东的5层楼房,称为2号家属楼。
1987年,省外办劳动服务公司在西京招待所南面,拆除南墙,沿西四路盖了两层商业用房。
1990年,省外办外事服务中心沿西京招待所大楼的北侧和东侧,拆除了部分老旧建筑,盖了一个拐角型的两层楼房,北侧两层(1999年加盖为4层)为办公用房,东侧两层为商业用房。
2009年,根据市政对解放路拓宽的要求,拆除了东面的两层商业用房,又向西退让5米,让出市政道路红线。
至此,西京招待所除了彻底失去了西侧的花园、北侧的附属设施,南侧特别是东侧的面积被大大压缩。倘若当年目睹过西京招待所辉煌时刻的先者,看到现在的情景,一定会感慨唏嘘。
2023年,陕西省地质调查院斥资2000多万元对西京招待所进行全面维修和装修,并于2024年年初开始在此办公。至此,西京招待所开启了自己新的使命。
(本文转载自《西安地方志》2025年第二期,作者何晓朗,系陕西省外事办公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