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文学主张

唐王朝建立到永徽中三十余年间，可以说是盛唐文学到来之前的第一次思想准备时期。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明确提出了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的主张，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虽反对绮艳文风，但并没有将文学的艺术特殊性一并反掉，他们文质并重的文学观，为唐文学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唐太宗对待文学的基本着眼点，是反对用文学于淫乐，为此他反对淫靡文风，主张文学要有益于政教。他把文学和国家兴亡治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刻没有忘记历史上有关这方面的教训，把前朝绮艳文风与当时帝王的纵欲相联系。反对绮艳文风，是反对纵欲。他即位之后，生活比较有节制，史书上有关于他反对纵欲的不少记载。《贞观政要》记，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资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反对纵欲，在文艺上便反对淫放，提倡“节之于中和”，反对“释实求华”。《帝京篇·序》说：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云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全唐诗》卷一）

从这序中可以清楚看到他考虑文艺问题的思路，反对释实求华，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反对纵欲，是防止国家的败亡。不是不喜欢生活享受，也不是不喜欢绮丽文章，而是害怕国家败亡。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来的这些结论，是为了以史为鉴，惊覆亡颠沛之前辙未远，虑皇基之能否永固。可以说，他考虑文风问题，首先是考虑政治上的得失，而不是文学本身。考虑政治，着眼点在有益教化上。他曾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贞观政要·文史》）”他否定《甘泉》等赋，就是因为它们无益于政教。他用以衡量作品的，是以是否有益于劝诫为标准。贞观五年（631），太子承乾耽于逸乐，太子左庶子李百药作《赞道赋》以谏。太宗见到这篇赋后称赞李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他之称赞于李百药的，也仍然不在于他的赋有没有文学价值，并非从文学的角度去衡量此赋，而在于这篇赋对培养一个合格的储君起什么作用。他考虑文学问题首先考虑政权得失的例子，还可举出他的大臣请为他编文集的事。贞观十一年（637），邓隆上表，请为太宗的文章编集，太宗不同意，对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文史》）”他时刻害怕覆亡，论及文章必关联国家兴亡。他举出的这几位前朝帝王，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用文学于娱乐的人物。他们败亡的历史，时时出现在他心头，触动他的思绪，引起他的警觉，在他这位历尽征战的开国皇帝心中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记，他是不敢忘记的。

这就是他考虑文学问题时所首先考虑的。可以说，当他从社稷的安危考虑文学时，他考虑的主要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比之于隋文帝，唐太宗对于用文学于纵欲带来的危害的认识，似乎更为深切。因为着眼点在政权，他所反对的仅仅是有可能丧失政权的纵欲，仅仅是反对用于纵欲的文学，而不是文学本身。

他并不孤立地反对绮丽文风。当他作为帝王，从国家的兴亡考虑问题时，他甚至连编集自己的文章也不愿意。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文艺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考虑问题时，他对待文艺的态度却又有另一面。这位雄才大略的封建社会罕见的英主，比隋文帝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的眼光更为开阔、更为远大。他没有把问题绝对化。而且，他自己不仅是一位马上得天下的尚武的英主，也是一位对文艺颇有造诣的帝王。事实上，当他从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和欣赏者考虑问题的时候，就常常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特点的一面。他并不否定文采，而且，有时正是主要从文采的角度去评论作家的。他亲自参与撰修《晋书》并作《陆机传论》，称赞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史臣说他即位之后，“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旧唐书·令狐德棻传附邓世隆传》）。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与书法理论的精微，更为后世所一再称道。他论书法，主骨力（参见《唐会要》卷三三引太宗论书）；他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论王献之、萧子云、王羲之书法之得失：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他是纯粹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论书法的，而且说了许多行话。他也写诗，且时有佳篇。他还下诏修史、编文集等等。这方面，他完全不同于“不悦诗书”的隋文帝。

正因为他对文艺不是门外汉，在一定限度之内（不淫放以致亡国），他也崇尚文艺，所以在对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上，虽然强调政教之用，但并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绝对，没有把国家的败亡完全归罪于文艺。《贞观政要·礼乐》下面这段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

这是一段在美学思想史上很值得研究的话。它对于艺术欣赏过程中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指出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主动作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段话反映出来的他对文艺作用的看法。他只承认两点：一是乐的“撙节”作用；二是乐在一定条件下的感染作用，即当审美主体具有或哀或乐的感情时，乐之哀乐才能引起共鸣。只要不是把文艺当作纵欲的工具，导致国家败亡，他并没有认为文艺具有决定政权兴亡那么大的力量。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文学思想的大致轮廓。他从政权的得失出发考虑文学问题时，着眼点在文学是否有益于政教，因此他才反对淫靡文风。从一个文艺内行出发，他又没有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征，没有完全否定文采。他时刻以历史的戒鉴提醒臣下关于绮艳文风的危害，但他也没有像隋文帝那样下诏改革文体，更没有因“文表华艳”而治朝臣的罪。他对文学的这些看法虽然还没有充分表述，更谈不到系统，不能遽以之为唐朝初期的文艺政策。但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却是明确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唐朝初期最高统治者对于文学的指导思想。初唐修史的重臣们，正是根据他的这些思想，加以发挥，进一步也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对于文学问题的见解。

（本文转载自《西安地方志》2025年第2期；摘自《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